[策划人语]
他们是机关不带“长”的小秘书，整天忙得像陀螺。
以文辅政、以笔树形，熬眼、伤神、掉头发、损颈椎的是他们;跟随领导、鞍前马后，拎包、端茶、守机子、开门子的也是他们。
在一些人眼里，他们是面目不清的机关“蚁族”，干着最苦、最累、最不招人待见的差事;在另一些人眼中，他们是前程似锦的未来领导，离权力中心最近，占据着能够一览政坛风景的有利“地形”。
小秘书，大生活。想要看清这个群体的真实样貌，只有带着足够的耐心和诚意，走近他们，等待他们除去职业化的脸谱，呈现一张张跟我们一样生动的面孔。
秘书们的精彩和无奈
■本刊记者 杨 敏
加班写完材料，办公室的窗外已经泛白。汪海东低头看看腕上的手表，已经是凌晨4点。春节前后，正是地方政府部门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对办公室文字秘书来说，一整夜不眠不休更是家常便饭。
“早上8：30还要陪厅长去参加一个会，打个时间差，在老婆上班之前跟她照个面，好歹也算回过家了。”连续几夜在办公室加班的汪海东，心里一边盘算着，一边下楼往家赶。
汪海东经常调侃自己属于机关“蚁族”，在他们的圈子中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伤脑筋，少睡觉;省床铺，费灯泡;一宿写个大报告，还怕领导皱眉毛。”
又苦、又累、又忙，这是秘书群体对自己职业状态的评价;但是在外界看来，秘书岗位则像“官窑”，“进去都是一摊泥，出来变成青花瓷”，意指秘书岗位锻炼人、升迁快。
基层党政秘书，到底是在机关打苦工的“蚁族”，还是经“官窑”煅烧上釉，终能修成正果的“青花”?现实生活中，秘书群体又有着怎样的精彩、无奈和尴尬?2010年1月下旬，《决策》杂志联合安徽省委党校、山东胶南市委党校，面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开展了“党政机关秘书群体形象”的问卷调查活动。
既被仰望又被俯瞰的群体
勤勉、低调，是绝大部分机关秘书留给外界的第一印象。
“他们总是衣着得体，肥瘦适度，一副洞察世事的样子;他们做事有条不紊，不急不躁，随时保持听从领导召唤的姿态;他们一般拎着公文包，悄悄在人群最后落座;他们话不多，笑不多，很多时候总是波澜不惊地点头或摇头;他们走路的时候腰板挺直，慢慢踱成比领导小一点点的方步……”
网友“流年如星”在天涯公务员论坛上，将他眼中的秘书们刻画得栩栩如生。“观察他们，让我体味到机关秘书这个职业的无比微妙，这个群体被底层的人们仰望，又被上层的人们俯瞰，而其自身的沉默和低调，则在更多的时候令人忽略了他们的存在”。
这个既被“仰望”又被“俯瞰”的群体，在很多人眼中是一个特殊群体。在《决策》杂志开展的问卷调查中，275份有效问卷有高达67%的受访者认为“秘书是一个特殊的职位”，只有20%的受访者认为其“不特殊”。那么，在人们的心目中，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秘书职业的特殊性呢?
调查问卷显示，68%的人认为“秘书与领导接触多，学的东西自然多，因此，秘书岗位是一个锻炼人的岗位”;还有20%的受访者认为，秘书岗位的特殊性与其接近领导的便利性有关，“近水楼台先得月”;也有11%的人认为“秘书尽管在幕后，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决策”;更有9%的人认为，领导对秘书的过分倚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拐杖化生存”现象。
任何职业，只有置身其中才能甘苦自知。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缪传真，曾经服务过3任县委书记，有着20年机关秘书工作经历，在接受《决策》记者采访时，他如此总结秘书群体的职业状态：“秘书工作是有思想无主见，有成果无形象;在别人眼中，你是有权力无职位;工作性质是有心事无口表;个人形象是有本事没脾气”。
缪传真将机关秘书分为文字秘书和拎包秘书，他认为文字秘书离领导“脑”近，拎包秘书离领导“心”近。在他看来，最让人苦恼的是，给领导写材料的往往不是每天跟在他后面跑的人，“我有时候就很困惑，不知道领导今天讲话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氛围。苦思冥想，只有发挥想象力了。”
但是拎包秘书也有其烦恼，有人形容他们的工作就是守机子、提包子、端杯子、开门子。但是，哪怕帮领导开车门这件小事，也有很多讲究。一位供职于机关的年轻秘书就给记者讲了他经历的一件囧事。有一次，领导调研结束准备返程时，他情急之中为领导开错了车门，领导就是不坐，径直走到司机正后面的座位上去，众目睽睽之下，年轻秘书很是尴尬。
每一个秘书，都能说出一大堆的烦心事。接受问卷调查的61位有过机关秘书工作经历的受访者，将“秘书最辛苦的工作”排序如下：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47%);写不完的讲话稿(44%);替领导办私事(9%);为领导挡驾(3%)。
那么，“对一个秘书来说，最令人欣慰的事情又是什么呢?”高达62%的受访者认为，“所做的工作能够得到领导的认可”是最让人开心的;“拥有社会资源，得到社会尊重”以及“能够拥有和谐的同事关系”也是选择较多的选项。
好秘书是怎样炼成的?
领导究竟喜欢什么样的秘书?一个优秀的秘书又是怎样炼成的?
对于这个问题，著名的秘书学研究学者谭一平先生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比喻，他在接受《决策》记者采访时指出，秘书既要像只穿山甲，立足现实，有埋头苦干的精神;又要像只狐狸，胸怀全局，有勤于思考的习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秘书。
“穿山甲一天到晚躲在地底下，埋头打洞穿山，对外面的事它一概不管;而狐狸则整夜蹲在山顶上，望着天上的月亮，想着怎么才能啃一块月亮。如果一个秘书像穿山甲那样，一天到晚只知道干活，没有一点灵气，领导肯定不喜欢;相反，一个秘书像只狐狸，不踏踏实实干活，一天到晚打小算盘，领导也不会欣赏。”谭一平说。
那么，一个成功的秘书，需要具备哪些方面的素质?
问卷调查显示，“文字综合能力”、“协调处理各方面关系的能力”，以及“工作有计划，做事有条不紊”是排在前三位的选项。
上海市委办公厅的秦德君博士，曾在综合调研处为领导“捉刀”多年，因此也对秘书的职业特点有着精辟的见解。在秦德君看来，秘书必须是“全能型”的，要会写各种不同的稿子;还必须是“研究型”的，平时要多读多看多思，大量积累素材;秘书体力必须是“全勤型”的，要能吃苦、能加班、能连续熬夜;最后，秘书的适应力必须“全优型”，就是对不同领导的风格能有很强的适应力。
为什么秘书的文字综合能力成为“第一能力”?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党政机关对文字能力的倚重?
秦德君认为，“现代社会科层结构，都以文案为基本流通方式。会议、讲话、调研、报告、文件，所有一切都体现在文字上。可以说，文字是现代机关和各种组织正常运行的血脉。没有文字的流动，所有机关、所有组织都不可能有效运转”。
另一方面，“文山会海”的存在、领导讲话的念稿风气、政府规模的扩张、行政事务的不断增多，也导致党政机关文字量激增，决定了文字工作的“不可或缺”性。
在采访中，多位资深的“机关写手”都提到了“文字能力陷阱”问题。正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秘书所言，“当秘书真的把写作当成正道的时候，那便是一条死胡同”。
“你在这个位置干顺手了，领导已经在写作方面依赖你了，如果将你提拔，那谁来顶这个坑?因而，当一些秘书带着神经衰弱、颈椎病等职业病苦苦支撑的时候，他们终于明白了，当一个好的文字秘书其实是一个陷阱”。
相较于“文字秘书”，“拎包秘书”的上升空间又如何呢?秦德君认为，从非绝对意义上说，后者的上升空间更大。原因在于，文字秘书与领导是“单质”关系，“拎包秘书”与领导则是全方位、长时段的联系;再者，越是出色的文字秘书，越会产出晕轮效应和认知定型，容易掩盖其他方面能力，缺少换岗调任的机会。
缪传真也感慨，想做一个好秘书，这个“度”实在不好把握，“《红楼梦》中的鸳鸯就是一个好秘书，当贾母觉得实在离不开她的时候，人家想要娶鸳鸯，贾母怎么肯放?”
是秘书多了，还是事务多了?
做秘书难，做一个好秘书难上加难。
从职业上升通道来说，尽管领导能够起到重要作用，但也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决策》杂志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65%的人认为，影响秘书职业发展最关键的因素还是“自身的素质和操守”，其次，是拥有“一个良性的官场生态”。
在人们通常的观念里，秘书是一个收益大、高风险的职业。从政治发展上来说，秘书岗位是领导干部的摇篮，是一个人才库，也是一个预备队。但是，秘书与领导之间也存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权力拥有的魔法怪圈，一定要人有所取舍，因此，秘书既会是得益者，也会是受害者。
然而，现实政治生活中，也有秘书历尽波澜却能够岿然不动。江苏省宿迁市经贸委副主任王清平就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秘书生涯。在他任职秘书的15年里，服务过的领导，一位县长、一位秘书长和一位副市长，相继因腐败问题锒铛入狱。但是，王清平并未因此受到牵连。
当媒体记者带着疑问找到王清平，他的解释是，“一个秘书从一而终服务一个领导的很少，不是因为秘书不愿从一而终，而是因为领导更换频繁，秘书无法选择。我的秘书生涯中服务过多位领导，落马的三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是我为人狡猾，而是太老实，太单纯，甚至太简单。尽管跟班做秘书，但只在工作上尽心尽责做好服务，其他事情很少介入，因此得以保全。”
王清平的经历说明，秘书的“自身素质和操守”就像这个高风险职业的“保险丝”，如果“熔点”太低，必然灯熄火灭。
从现实情况看，目前，秘书群体所遇到的尴尬和困惑是不容置疑的。多位受访对象指出，近几年关于取消领导专职秘书的呼声，一定程度上给机关秘书群体带来一丝困惑。
既然秘书多了，为什么总还有忙不完的事?
2003年以来，四川等省先后出台文件，取消市县两级领导干部专职秘书的配备，但从现实操作情况看，“好政策”遇到了执行难，而执行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政策的逻辑起点有问题。
为什么中央三令五申，强调副部级以下不准配备专职秘书的规定多年得不到贯彻?原因不在于基层的执行力，而在于政府职能没有得到根本转变。一个全能型政府、经济型政府，随着政府事务增多、领导决策风险增大，必然更加倚重秘书在信息、协调、文字等诸多方面的服务。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肖立辉副教授认为，秘书的多少问题，说到底还是体制问题。他用“帕金森定律”来解释这个体制难题的根源所在，“任何一个部门的领导会想尽一切办法扩大自己的分管范围，扩大自己分管的职能，强调自己分管工作的重要，自然，部门设置就会越来越多，人员也会越来越多，机构也就越来越庞大。这种体制导致了部门多，部门内部的职能机构多，职能部门的人员多，自然领导的职数也跟着增多，从而造成秘书多。”
可见，党政机关秘书多，不是秘书的错，更不是领导的错，而是体制的错。
令人欣慰的是，在问卷调查中记者发现，社会对于秘书群体的“印象分”，还是比较客观中允的。在《决策》杂志收回的275份有效问卷中，有58%的受访对象回答“很好或者较好”，他们认为“大部分的秘书都能洁身自好，社会上个别不良现象不应该影响整个秘书群体的形象”。
诚如是，这些自称“蚁族”的基层党政机关秘书们，还能稍感宽慰。
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甘与苦
■本刊记者 徐浩程
“两会是秘书出成果的时候，出彩的时候。”采访中，一位已经“媳妇熬成婆”的机关老秘书见面第一句话就让记者一愣。停了停，他笑着道，政府工作报告无一例外是起草班子，也即秘书执笔，好坏自然也有他们的一份嘛。
此言不虚。但这点光沾得着实不易。由于政府工作报告在政府行政中的重要性，与秘书写其他报告、材料相比，身处其中又是另一番滋味。就此我们采访了一位省级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班子成员，去倾听其中的酸甜苦辣。
“码字”100余天
“人代会分组讨论时，每个会场都会有一个人坐在一边、拿着本子、认真记录。有时候会场设计不科学，发言人的代表证看不见，他就会与该组的协调人或者召集人轻声嘀咕几句，问问发言人是谁。”
三言两语，沈仁勾勒出了省两会会场上的一个身影。这个身影不是会议记录人员，而是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班子成员。“前几年我就干过这事。”回忆起当初的场景，沈仁不禁笑道。
沈仁是某省直部门的“大笔杆子”，曾参与该省多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但他告诉《决策》，两会上，起草班子不比代表闲，除准确记录代表建议之外，晚上还得加班整理，以备政府工作报告的最后修订。
对于起草班子而言，这最后一步很忙碌，但相较此前100余天的“码字”，却要简单得多。一般早在100余天前，也即10月初，起草班子就被召集起来，“动笔”起草报告了。
各省起草班子召集方式不同，但基本上都从省直部门抽调人员组成起草班子。据沈仁介绍，抽调的一般都是各省直部门的“大笔杆子”，共10余人。
10余人，这是目前省一级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班子的大致规模。一般越往基层，起草班子规模会越小;越往上行，规模则会越大。县一级不乏一个人执笔政府工作报告的例子，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起草“不仅要从各部门抽调人员，有时还要从江苏、广东等经济大省抽调人。因为这些省的发展经验、发展趋势以及明年要做的事，举足轻重。”沈仁分析道。
召集起来之后，起草班子首先分组调研。“调研任务经起草班子负责人签发到各相关部门执行，起草班子成员一般跟随调研。”沈仁告诉《决策》，调研的课题都是相关领导希望研究透彻的问题。不过最终调研报告除调研内容之外，还包括各部门明年工作的计划与今年工作的总结。“这对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至关重要。”
到11月初，调研结束后，起草班子将据此拟出一个政府工作报告提纲。“提纲经起草班子以及相关重要部门负责人多次讨论，得到领导首肯后，分解为各起草班子成员的任务，然后集中在一地起草报告。”沈仁回忆道。
在两会前一个月进入大众所熟悉的征求意见和审议环节时，对于起草班子而言，政府工作报告雏形已经形成，除非有重大事件发生，一般不会将整个报告推倒重来。
不过，“要等到人代会开完，政府工作报告审议通过，起草班子的工作才算结束。”沈仁告诉《决策》，这期间，从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到审议、分解任务，整个过程需要起草班子全程、全身心投入。
焦虑的两万字
“一份政府工作报告最多两万字，从文字量来说，不难。”但正是这不难的两万字，让沈仁感到很焦虑，这是参与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留给他的最大感受。
焦虑首先源于莫大的心理压力。在政府公文中，政府工作报告是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其受众不仅是一个地方，甚至是全国，“还要经人大代表审议，起草班子承受着巨大压力。”政府工作报告一般采用三段式：去年工作总结、今年工作安排、政府自身建设。即便没有这么大的心理压力，在沈仁看来，“也没有哪一块好写”。
仅就工作总结而言，一个省级政府，一年行政治理中各方工作、成就如此多，件件都是关系区域发展、群众生活的大事，要浓缩在万余字的报告里，字斟句酌自不必说，忍痛割爱也是常事。用重庆市政府秘书长陈和平的话来说，就是在度上面很难把握，也很难把那一方面写透。
在掂量孰轻孰重的度之外，“报告中每句话都要有来历，有出处。例如你要在报告中写入‘继往开来’四个字，你就得解释清楚继往什么、开来什么。”沈仁将这个解读为严谨。
这种严谨在工作安排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政府工作报告在审议通过后，将据此分解成政府全年工作任务，所以报告里的每句话都与很多部门相联系，不简单是起草班子的智慧。”
“整个起草过程中焦虑不可避免，而封闭起草的那几天尤其焦虑。”封闭起草一般在两会召开前的三个月左右。起草班子每人会领到一大堆必读材料，包括国家领导人对当年经济形势的分析与讲话、中央一些重要会议的报告、省长或相关负责人的讲话、本地在此之前的一些重要文件、各部门的调研成果、最新数据、国家层面的专家或研究机构的专题调研报告等等。
“在必读材料之外，你还需要自己收集不少于此的材料。动笔之前，你必须做到烂熟于心，不仅是对材料熟，还要对整个政府运行情况熟。我曾将一本十七大报告翻烂，并能背出其中大部分段落。”沈仁笑道。
封闭的前三天基本上是读材料，然后各写一块。后三四天则是讨论与修改。
“报告一般分几部分，在统稿人下面，每部分还有负责人。负责人提出意见修改认可之后，再给统稿人看。接下来，整个起草班子将被召集在一起，每个人都要讲自己为什么这么写;然后统稿人与大家一句一句地推敲。”在沈仁看来，充分讨论、集思广益，这是政府工作报告与其他政府公文写作上最大的区别。
写作、提交、讨论、修改;再提交、再讨论、再修改……封闭期间基本就如此度过。“每个标题的提炼，每句话的推敲，话与话之间的逻辑关系等等。通宵是常有的事，写到最难受的时候几乎都快疯了。”沈仁告诉《决策》，“最后，如果你写了一千字，能在报告中找到三四百字是你的原文就算很好的了。”
那些酸甜与苦辣
封闭起草阶段，“最高境界就是写完，然后晃晃悠悠，轻飘飘的走出房间。”沈仁笑道。但并非每个人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时都会觉得如此惬意。
在网上一个关于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的讨论贴中，一位网友写道，“唯一的感觉，就是辛苦。”“想当初，抱着摞起来足有一尺厚的各部门总结，来回办公室和宿舍之间;连续十来天把办公室的门关得紧紧的，不敢开一丝丝的缝，生怕别人把自己仅有的一点‘思想’和思路打断;睡在床上做梦，想的都是报告内容，突然想到什么事，直挺挺坐起来，趴在电脑上猛敲一会，老婆总是说家里多了一个神经病……”
最苦莫过于，“某日半夜2点陆续脱稿付审。主持人满脸严肃地看着稿子，几个撰稿人迷着眼打瞌睡。忽然听到主持人猛拍桌子大喝一声：‘不行，重写!’”
当然，有苦也有乐。
能进入起草班子，意味着此人不仅是所在部门的“大笔杆子”，而且还获得领导的认可。而参与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不仅是他们秘书生涯的一大亮点，使其本人仕途锦上添花，也能通过起草从整体上最快的掌握一地政府运作情况。“这对一个秘书，乃至官员能力的提高，是不可估量的。”沈仁说道。
“起草班子还有一个小小的特权，就是随时打电话向相关部门咨询情况，或要求他们提供材料。”沈仁告诉《决策》，“一般来说，各部门对此都是十分支持的，谁不想在如此重要的施政纲领上提高本部门的分量呢。”
有时，也正是这点特权的诱因，让起草班子陷入尴尬境地。
“政府工作报告所反映的内容，不仅是对各部门上年度工作的一个总结与定论，也是对他们下年度工作重视程度的突出体现。其中度的把握常常让起草班子左右为难。”沈仁告诉《决策》，“初稿出来，上省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的时候，被批得一塌糊涂是常有的事。”
在总结2010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起草过程时，重庆市政府秘书长陈和平笑谈道：起草政府工作报告，不是“吃火锅”、“吃川菜”，只需照顾两方面客人的胃口，而是牵涉到各个部门，要满足来自不同层面“食客”的口味。
越难还是越简单?
对于起草班子的酸甜苦辣，有人却认为不值一提。“政府工作报告就是套上面、抄下面、搜过去、抠自己。”一位与沈仁同省、在基层工作多年的老秘书强调道，“真不难，更何况现在电脑让‘复制粘贴’变得如此便捷。”
这个观点在网上得到了部分认可，“天下公文都是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所以，抄，就是起草县级政府工作报告的重大诀窍。”有网友甚至自编了一个快速版起草方法：首先确定一个提纲，给领导通过一下;接着就是分块填空，新提法在标题上显示，套话可以抄范文;填好了空就是讨论修改;最后形成初稿。
反驳者则认为，“如此写出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只会沦为下品。要写出中品、甚至上品的政府工作报告，如果没有深入的思考，绝难完成。”
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将越来越难还是越来越简单?也许见仁见智，但不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
“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省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班子只有五六个人，现在壮大到了10余人。”沈仁告诉《决策》。
在沈仁看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在政府事务日益增多，所需要的信息量也逐渐增加。此外，“当下领导水平与眼界比十年前相比，有大幅度的提高，其对问题思考的深度和对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都高了。同时，随着民众民主意识的提高，他们对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视与要求也越来越高。”这都增加了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的难度。
此外，各地在起草中的一些创新举措，也同样在增加起草难度。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0年顺德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的创新：不是平实地写上“2009年工作回顾”和“2010年工作安排”，而是提炼总结了两年工作的精华，分别用“化危为机、阔步向前”和“厚积薄发、转型提速”来定性。如此形成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不像工作报告”。
显然，对于起草班子而言，起草一份高质量的政府工作报告只会越来越难，其中的酸甜苦辣也会越来越浓。
“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缪传真
从1990年进入县委办公室，到2009年担任省直机关某局的政工处长、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缪传真虽然几经工作调动、岗位变动、职务升迁，但总体上做的是机关秘书范畴的工作。他把自己的感悟写成了长篇小说《领导班子》。本刊曾刊发过第一部的缩写本。
前不久，缪传真在接受《决策》采访时，讲述了他20年的秘书生涯与他眼中的秘书群体。
“秘书要三好”
我是一个年龄不算太大的老秘书。
20年前，我25岁，因为写了一篇调查报告，被当时的县委书记看上了，进了县委办公室，给分管党群的书记当秘书。“辛苦遭逢起一经”，就这样开始了我的秘书生涯。那时，好多朋友都羡慕我。
第一回跟领导下乡。调研结束的时候，我礼貌地给他开车门。我开的是副驾驶的门。领导没有理会，自己开了后面的车门钻了进去。后来，有人点拨我，领导坐车是有规矩的。
第一回给领导写讲话稿。领导把我叫去，指着其中的一段，非常和蔼说：“这一段话不能写。”我说：“这是事实。”他说：“我这是对政协委员讲话。和他们讲话，态度要好。指出问题，也不能让人听着不舒服。”
我明白“一人向隅，举座不欢”的道理，领导者总是在周全地考虑全局。秘书关注着文字的真理性，领导评估着讲话的有效性。
县委书记和县长基本上全身心放在工作上的，不分八小时内外，工作连轴转。秘书与领导，形影不离，合拍共振。一样的更到更、夜到夜，风里来、雨里去。有一次，研究“八五计划”，地委来人主持开了一个星期的会，最后一天，县委书记出会场，一阵头晕，差点撞到墙上。就那样，他还一手按着小腹，一直带病工作。这就是身教。
后来，我先后当了两任县委一把手的秘书。随后，机缘巧合，我调到省里。在这个厅局，我先后担任过3位一把手的党组秘书。
我体会到当秘书的艰辛。酸甜苦辣，五味杂陈。中夜思之，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当秘书，除了文章好、品行好之外，要我说，还有三条很重要：
一是身体好。身体不好，经不起摔打，受不了折腾，再有才华，也只能像《三国》上的郭嘉那样自动出局。所以，我拜师学艺，打太极拳。
二是脾气要好。一为秘书，就意味着化小我为大我，从有我到无我，委曲求全，随曲就弯。撑开肚皮，装得下饭菜，装得下知识，装得下秘密，也装得下委屈。
三是运气好。给谁当秘书，没有自主权、选择权。能不能遇到好领导，靠运气!
“文字是秘书立足之基”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因为文无成法，文无定法，所以文人相轻。
身为秘书，第一要务是用手中的笔，用文字功力征服周围人的眼球。文字的生命力来自于作者的活思想。思考力决定竞争力。敏锐而深刻的思考，是文字材料的“根”。这需要长期的思维训练。材料没骨子，文字不过关，在秘书堆子里站不住脚。
照我说，公文如八股，入门之后，组织文字并不难。特别是现在，文档电子化，办公自动化、传输网络化，剪剪贴贴，修修补补，在旋转的万花筒里，绽放出缤纷的锦绣文章，外在炫目，内在干瘪。这样速朽的文字，“写”起来就更不难。
当秘书，写材料，难在被领导认同。要写到领导只要知道这个材料出自你之手，他就放心，就不再去挑挑拣拣，对你的材料全盘接受，文不加点，成了不刊之作。这种状态才是最好的。
很多情况下，别人的评价，影响着领导对你的认可。领导很忙，没有那个耐心赏析你的文字。这时，不相干的人在领导面前随口夸了你的才华，领导回过头来认真地看你的材料，印象就特别深。领导越信任，干涉越少，写作的自由度越大，越能挥洒自如。反之，就会畏首畏尾，裹足不前，越写越差，最终被彻底淘汰。
秘书写材料有很多“不足与外人道也”的苦衷。
第一怕劈头三斧子。领导时间宝贵，有时候改稿子，没有通读，抓笔就挥，大删大改。负责任的秘书写材料，就像裁缝做衣服。如果领导什么都不看，拿把大剪刀，在你的成衣上剪一个大窟窿，那就很麻烦。面对着这个大口子，如同面对自己身上的伤口，你不敢更动，又不能不动。动，也只能围绕口子缝缝补补。常常搁笔叹息：“老先生为什么要在这儿开个口子，是不是要在这儿缝个口袋?这不破坏了整体布局吗?郁闷!”
第二怕领导不能会意。公务文字都讲究个深入浅出，文字浅显。但是，有时也回避不了生僻字和引用语，这时就让人踌躇：怕领导误读。领导不是训诂学者，念错字，读破句，与情可原，与理可通。写稿子的时候，秘书就要考虑，少用生僻字，少引古诗文、外国语。对生僻字，可不可以注音呢?似乎也不妥。那是对领导文化水平的低估。有时候，秘书只能有意无意地在领导面前唠叨这句话，但是，领导哪会在意你的苦心呢?
第三是对现行机关文风深恶痛绝。公文太长、太空，上下相套，左右相袭，津津于辞藻，沾沾于耦合。文字上习惯于标题齐整、段落规整、句式工整，形式上过分雕琢，逻辑上过分周延，而内容空洞，精神僵化，思想苍白。我强烈呼吁，要像唐宋八大家反对六朝骈骊文，彻底变革公文文风。文风不改，学风改不了，思想更新不了，官僚习气去不了。
“工作务求默契，亲密不可无间”
秘书岗位很能锻炼人、培养人，充满了机会。秘书队伍是领导干部的摇篮。机关秘书不是终身职业，它只是一个过渡，一个晋升之阶。
近水楼台先得月，也需要有才能。“非学无以广才”，在纷繁的信息中，迅速汲取有用的知识，是秘书的基本功。秘书是杂家，是通才，涉猎不能不广，思维不能不敏锐，情况不能不知，文件不能不学，书本不能不读。工作，逼着我们苦学、多学、快学。而在一知半解，囫囵吞枣中，精神世界也不知不觉地丰富起来。
跟在领导身边，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秘书的受益是全方位的。领导们对复杂问题的处理艺术，对急难局面的控制能力，对无可奈何之事大而化之的水平，无处不是学问，却又是任何学校学不到的真知。行政能力，更需要综合素质，而不是专业知识;更需要工作经验，而不是理论水平。秘书每天接触的都是各式各样的行政实务，蕴含着资政佐治的真经。秘书学是一门实学和显学，因为它继承了领导学的衣钵。
马丁·路德说：“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一定级别的领导，都有一定的手段。那么多领导在运用权术和心术，影响着秘书。这些秘书当了领导，又去影响下一代秘书。这是社会的悲哀。
我常常想到康德的话，惟有头顶上浩瀚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令，令我永久地敬畏。
当秘书要有操守。党政机关的秘书，是国家公务员，是一个体面的社会公职，不是领导的附属品，不存在人身依赖和人格依附。我在县委办的时候，有一次去食堂打饭，食堂的师傅对我说：“当秘书，风光。但要记住，跟组织，不跟人。”
这是一位得道的师傅。我铭记他的话!
领导对秘书再好，在私人空间里，秘书也要主动地保持距离。工作务求默契，亲密不可无间。与闻过深，实为祸因。这一点，古往今来，殷鉴斑斑。
距离产生美感，也产生安全。当领导升迁的时候，也许身为他们的秘书，没有沾上很大的光。但是，当另一种情况出现时，却可以保持纯洁的品质、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人生，无私于组织，无愧于家人，无悔于付出。
王清平：我就是不想说!
■本刊特约记者 傅小平
作为一个以《干部家庭》、《尊严之痛》等官场小说在文坛声名鹊起的作家，兼任江苏省宿迁市经贸委副主任和宿迁市作家协会主席的王清平，有着鲜为人知的秘书生涯。在任职秘书的15年里，他服务过的领导中，有一位县长、一位秘书长和一位副市长，相继因腐败问题锒铛入狱。
在接受采访时，王清平表示：从一个干部的成长过程看，我的从政经历并不传奇。当然，以一个作家的眼光来看，我能在秘书岗位上一做15年，这种长期坚持与其说是传奇，还不如说是无奈。
《决策》：人们通常关注围绕秘书这一特殊职业生发出的种种隐秘故事，却很少去聚焦一个人怎样成为秘书。你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王清平：我32岁的时候，得到一次进入县直机关当秘书的机会，那是一次破例允许教师参加的考试。后来听说那次考试完全是因为机关的文秘人员青黄不接甚至严重匮乏，县委、县政府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执意面向全县包括老师在内的所有人招录30名文秘人员。
我知道自己对从政一窍不通，或说几乎就没有兴趣。但当我被录用到县政府办当秘书时，我便把不谙政治的自知之明抛到脑后，开始跃跃欲试，蠢蠢欲动，决心要干出一番事业来了。我把自己这种认识上的跨越解释为，政治是每一个人的潜在需求。谁也不是生来就能当官的。既然别人可以后天成才为官，我为什么不能?我不比任何人笨。
于是，我在32岁这年开始了为期15年的秘书生涯。从县政府办到市政府办，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几乎都消耗在秘书工作上。特别是在我39岁那年，我在县政府办从秘书干到科长依然是股级干部，即将有望提拔出去当个副科级领导干部时，又赶上区划调整调往地级市政府办，继续从事秘书工作。是去?是留?留，即将提拔，结束痛苦的秘书生涯;去，意味着还要挣扎在秘书的苦海里。去，当时是冒着相当大的风险的，是要付出更加惨痛代价的。如果说32岁从政已经极不明智的话，那么，39岁又选择调到市政府办继续当秘书，就实在是糊涂了。因为我在年龄上不仅没有丝毫的优势，而且简直可以说有点不知好歹了。我的上司普遍比我年轻。但是，为下岗妻子能重新获得一份工作，为我对官场朴素的理解——即使在县里提拔顶多只能做个科级干部，到市里熬到最后也不会低于科级干部，于是，我还是没听当时县领导的劝阻，毅然决然地选择到了市政府办工作，直到46岁离开。
《决策》：你当了15年的秘书，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最初走上秘书这个岗位时，你可曾预想过后来会经历那么多的风浪?现在回头看生命中的这15年，是否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慨?
王清平：回答这个问题想说的太多了，15年的人生况味陆续写进了我的小说。当我最初走上秘书岗位时，的确充满幻想，以为靠着笔杆子可以飞黄腾达，但我想得太简单了。不久就因为舞文弄墨惹是生非，差点被当时的领导赶回学校教书去。我当时居然死活不愿回到学校。原因是丢不起那个人。风风光光考出来当秘书，结果转一圈又回到学校，世俗的口水就会把我淹死。我好歹也要在秘书岗位上混下去。
经过十几年的历练，我逐渐变得不说话了。在政府办我与另一个当秘书的同事被人家用三个字概括，他是“说不死”，我是“死不说”。说什么呢?我深切感受到了一个领导说过的话，文章的最高标准是领导满意。尽管我不屑于这种观点，但我不得不为获取领导满意炮制难以数计的材料。
《决策》：人们通常的观念里，秘书与领导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自己服务的领导落马，也就意味着秘书生涯甚至是仕途的终结。然而你的情况很不同，这里面有什么故事吗?
王清平：这是个奇妙的问题。你可能真的不太了解秘书工作。正常情况下，秘书集中在党委办和政府办“两办”里，而“两办”是一个铁打的营盘，那些当领导的则像是流水的官，三天两头换。
同时，领导落马并不是所有秘书跟着遭殃，更不代表秘书生涯的终结，只不过是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没有领导再使用那个贪官秘书，就像新的领导不用贪官办公室和车号一样。但时间一长，秘书、贪官的办公室、车号，还是有领导用的。毕竟都是公共资源，不用又怎么办呢?秘书的提拔与服务过的领导有关，但也并不完全。没给领导当秘书的人提拔得多了，关键还看个人的表现。或许，你还有自己的疑问，但事实就是这样。我本人被提拔也就是这样。
《决策》：我想作为秘书，假如自己服务的领导“进去”，必然会相应地经历一段政治失意的时期。当时，你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王清平：我曾有过三段加起来几年的时间没有直接为领导服务过。僧多粥少，竞争激烈。但都不是因为服务过的领导落马才坐冷板凳的，另有隐情。我在《尊严之痛》中写秘书刘更生闹得妻离子散不是因为刘更生卷入吴天良腐败案，而是因为秘书尊严的丧失和对家庭很少照顾。小说的主要情节和结局都是虚构的，只有细节和体验是真实的。秘书都有这样的心态，既然在官场中混，总想混出个人样来。谁都不想坐冷板凳，都想跟着领导当跟班秘书，渴望提拔得快一点。但政府办规矩很严，动辄得咎。秘书弄不好就会坐冷板凳。
一旦坐上冷板凳，翻身的确很难。但是金子总会闪光。政府办不养老，更不养贪养奸养懒，只要勤奋，只要本分做人，只要有才华，终究会用起来的。不是因为某人特别赏识你，而是因为工作需要。提拔一批秘书走了，新的秘书不管用，如果你再顶不上去，那就是你个人的责任了。在政府办工作，开始有点急功近利，几经挫折坐冷板凳，也迷茫消极过，但随着经历得多了，心态渐渐平静下来了。最后居然有点宠辱不惊、一切随缘了。毕竟许多事情是自己无能为力的。唯一能自己把握的是自己的思想。
《决策》：我想具体到日常生活，关乎尊严，无非是被迫去干自己不情愿干的事。想听你说说让你自己印象深刻，或者是让你有内心醒悟的经历?
王清平：如果说秘书是当今世人升官发财的捷径，那么也是平民子弟梦想光宗耀祖的无奈选择。我研究过秘书这个特殊群体后发现，从事秘书工作的百分之九十九是平民子弟。没有哪个有背景的干部子女愿意在秘书岗位上苦熬的。为什么?因为表面上风光的秘书内心有倒不完的苦水。苦在内心的挣扎，苦在尊严的丧失。一旦成为秘书，很难像正常公务员那样工作和生活。加班熬夜绞尽脑汁炮制材料，痛苦;稍不留神就会被训得狗血喷头而无地自容，痛苦;偶有失误便靠边坐冷板凳，痛苦。
你不知道哪句话说出来就会触及到领导敏感的神经而大发雷霆，因此闭口不说，默默忍受是最好的办法。绝大多数领导会体量体贴秘书的甘苦的。但总体来看，权力盛宴旁的秘书永远都是一个没有尊严没有话语权的角色。我曾发誓，如果有一天我提拔了，我不会对下属那么大发淫威的。但现在回想起来，作为领导干部用好手中的权力还是必要的。官场毕竟应当有规矩，不能从美好愿望出发做事。
古代秘书制度演变
■完颜绍元
中国古代的秘书制度，就其从发生到形成、从辟举到任命、从公器到私聘的嬗变过程来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秦汉“文法吏”机关当家
第一阶段是秦至西汉时期。当时，现代人所理解的首长秘书专业，如撰拟文稿，保管档案，汇总情况，乃至与闻机要等，还没有从一般的文牍事务中分离出来。可以说，凡在各级政府机关供职的令史，即后来统称为文吏或书吏的一般办事员，都有执行秘书业务的可能。由于当官的多由军功和勋贵出身，略输文采，所以行政作业“皆成于令史”。后人点评秦汉政治，多谓其实是“文法吏”在各级机关当家，正可借这个视角观察。总之，这一时期的秘书没有形成专职，地位普遍不高，甚至笼统地称为“椽史”也可以。
第二阶段是东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先是太傅、太尉等中央高级部门内，大都设置了专司文案秘书职能的“记室”，并以“记室令史”为专门职称，其工作性质就是“掌上章奏报”。汉和帝初年，车骑将军窦宪仰慕傅毅的文才，聘请他任“主记室”，这个“主记室”可以解读为首席秘书或秘书室主任。又《三国志》称，曹操任司空，以陈琳、阮踽管记室，军国书檄大多出自这两个人的手笔。整个两晋南北朝时代，上起诸王三公，下至州郡守尉，以及一切有权开府的军区司令或军分区司令，均置记室。在县一级的基层政府中，也有记室设置，这个县政府秘书科里的成员，有主记室史、主记椽、主记、主记书佐、记室书佐等多种称谓。
可以说至汉末三国，从中央到基层，公府军政各级机关，秘书职能已经从一般的文书业务中独立出来，而且形成了编制和职称制度。凡首席秘书的官秩都随首长的级别浮动，如三国魏的三公为一品官，像陈琳这种司空府记室就是七品，相当于一个二等县的县令。《后汉书·舆服志》载“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长”出行仪仗，前有“门下五吏、贼曹、督盗贼功曹，皆带剑，三车导”，即警卫队长、公安局长等三人武装开道，然后一概是“主簿、主记，两车为从”，就是办公室主任和首席或主任秘书各乘一车相随。试想，一个三百石的小县县长的秘书，至多是个月食八斛的佐吏级吏椽，居然也随长官分享有人开道、有人驾车的荣耀，足见自汉三国起，秘书的公众形象确实是鸟枪换炮了。
秘书官职虽低而身价颇高，首当其冲的原因是这类职事必须会写一手漂亮的文章。陈琳为曹操“作诸书及檄”，将草稿送领导审阅。彼时曹操头风宿疾发作，卧读陈琳文稿后说：“此愈我病”。陈琳后来和一起掌管记室的阮踽并列“建安七子”。和寻常的作文相比，秘书写文章还有不费斟酌、下笔敏捷的要求。阮踽随曹操出行，骑在马上为领导撰写致韩遂的信，“书成呈之”，曹操拿一支笔欲有所修改，“而竟不能增损”。
魏晋“记事”多由领导自聘
词采华美、才思迅捷之外，与闻机要的高级秘书尚有一条不可或缺的禀赋，那就是机警缜密：要你卖弄时，自当为主逞才;要你保密时，务必金人缄口，甚至还得有一点甘当幕后英雄的美德。
《三国志》说钟会以中郎在大将军府管记室事，为心腹之任，时人谓之“子房”;《晋书》说郄超在大司马府任记室，躲在帘帐后记录首长和人交谈，谢安称其为“入幕之宾”。这两个有名的典故，生动地点明了魏晋时期高级秘书与所事长官间非同一般领导和下属的关系。
称职的秘书对于各级军政首长来说如此被看重，其人选自然是以长官自己赏识者为宜。所以魏晋南北朝的机关秘书，虽然大都有定员定薪的统一编制，但一般多由领导自己聘用，然后往中央人事部门办理备案手续就行了。两晋南北朝政权主体构成的一般特征，是世家大族垄断大权，堵塞寒门晋升之路。但是各种利益集团对记室、主簿、参军一类幕僚人才的大量需求，恰恰又给这些寒族士人开辟了一条由入幕参政的另类仕途。以秘书为例，仅从官制上看，品秩最高不过六品，但是笔者在阅读这一时段的“正史”时有个发现，众多参与机要的秘书后来都有了“领某郡太守”、“迁散骑侍郎”、“补领军司马”、“赐爵某县侯”等较快的提升，惟其典掌书记的记室本职不变，用现代话表述，就是虽然工作岗位未变，但级别和待遇已经焕然一新，而且会随着首长地位的提升，继续水涨船高，甚至因参与废立大计或实现改朝换代，搭乘上驶向宫廷的直通车，最终成为“典掌诏命”的中枢重臣。稍知这一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正是这四百年间，这种“入幕之宾”、“王佐之才”特别活跃。
唐宋“掌书记”上级任命
唐宋时期，先是除了诸王府保留记室编制以外，其余机关的类似部门，基本取消，而且王府记室一般也不能自行招聘，改由中央指派任命，想来是唐初统治者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此外，凡节度、观察一级机构，另设“掌书记”职称，专门负责表奏书檄一类文辞的撰拟，也由中央统一任命。
安史之乱后，藩镇权重，秘书聘用的权限又逐渐下移，唐史上，许多获得进士资格但尚未通过“公务员考试”而正式任官的知识分子，都有被地方长官先聘为秘书的经历，既解决了个人在正式任官前的衣食问题，同时也是一种行政历练，对积累资历和日后报考“公务员”都有帮助。不过这种首长自己聘用的掌书记，仍旧得在中央备案。还有不少未能登第的文人，也能通过做秘书，将来由首长向朝廷保举入仕，或争取个挂名的官衔。如杜甫，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下干秘书，表为工部员外郎，好歹有个头衔。
宋初统治者也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在罢免宿卫和节镇兵权的同时，再次废除各王府和各级政府自聘秘书的惯例，凡书记、推官等使用新的职称的秘书，均为与首长没有私人关系的上级任命的干部，他们办理文书的同时，在签署、用印等程序上，还起到牵制首长的作用。过去那种主管与秘书合穿一条裤子的不正常现象，因人事管理制度的日臻完善，基本上被杜绝了。此与中央集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形成互动，也是坚持推行科举制度、倡导文官治国的成果。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名臣奏议等编集，基本上都出自各级领导自己的手笔。
明清“师爷”非官非吏
明清时期，各级地方政府主官的责任比唐宋时大得多，行政司法、文化教育、经济财税都要统抓，甚至兼领军务，事实上存在添置秘书相帮办理各种文书乃至机要事务的需求。于是就有了从体制外寻求助手的办法，讲白了就是自己掏钱聘请私人秘书，主要是佐理公务，有时也相帮办理私人事务，如撰拟书信等。
在明人的文史撰述中，像这种不在编制不食公家俸禄的私人秘书，除沿用“记室”、“书记”等习惯称谓外，又叫“主文”，大概就是主管文稿撰拟的意思。明穆宗年间曾任江西新淦知县的李乐说：“近日友人作县令，雇主文者十有四五”，可见当时不仅军府，连县府一级主官自聘私人秘书也已经很普遍了。
清承明制的同时，各级官员自聘私人秘书的惯例也被沿袭下来。康熙18年，中央颁布有关科举正副主考入闱的纪律：“如有暗带主文冒充仆从，察出，将本官议处，所带之人治罪。”又乾隆时都察院颁布派员巡视的有关纪律：严禁御史携带主文、书役、家人、厨役、前站之类，以致扰驿累民。科举主考一般由大学士、学士充当，御史则是专掌官风政纪监察的纪检官员，皆非事务繁多的哪一级政府首长。连他们都有了主文，又可见官场上聘用私人秘书已蔚成风气了。再讲白一些，上述记室、主文之类，其实就是后人惯用“师爷”相称的幕友中的一个行当。大约康乾以后，人们习惯上将幕友分为刑名、钱粮、书启等各色“专业”，这个主文的秘书，大约可以归为书启师爷一行吧。
非官非吏的明清师爷同首长之间的关系，既不同于魏晋的记室，也不同于唐宋的书记，倒颇似东家聘请家政或家教，基本上是市道交易。一旦关系热络又顺手了，当主人的不免恃为依赖，乃至视同亲信，利用他们监督胥吏，甚而交结上下左右的“关系户”。假如疏于监督，难免会出纰漏，所谓“胥吏之舞弊，必恃乎幕客之勾通”，受蒙蔽被牵累的倒是领导。与此同时，“废幕”的呼吁始终不断，如包世臣就主张用经过考试和试用的“级吏”取代幕友，目的就是重新将秘书职能整合到体制内来。然而新型秘书制度的确立，却是在历史进入民国以后了。
(作者系上海书店出版社编审)
好秘书的榜样力量
■眭达明
学吴融办文
唐昭宗继位不久，即任命宰相韦昭度兼任中书令，充当西川行营招讨使。新科进士、诗人吴融被韦昭度聘为掌书记(秘书)。
吴融一出道就能到“使相”(宰相兼节度使或招讨使在当时被称为“使相”)手下做事，成为他的秘书，自然感到异常荣幸。他本来就喜欢写东西，所以工作热情非常高，不仅主动抢活干，而且每当写好一篇文稿，就马上送给韦昭度过目修改。开头，韦昭度还会认真翻翻他写的东西，后来便有些不耐烦了，常常看都不看就弃置一边。吴融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心里感到万分苦恼。他很想当面请韦昭度指点迷津，但韦昭度总是一副很威严的样子，想接近他都心里发毛，哪敢开口问他事情。
吴融实在无法，就找了一个与韦昭度关系密切并能说上话的人，请他在韦大人面前说几句好话，并转达自己的一片诚意：“我能够有幸成为韦宰相的秘书，最大的愿望就是想用自己出色的工作博得宰相的青睐，报答宰相的厚恩。我虽然才疏学浅，常常为此感到惭愧和自责，但对待工作还是认真负责，很卖力气的。我很想通过自己的辛勤工作来弥补能力上的不足，最终却还是不能让宰相满意，所以我现在十分苦恼和害怕，不知道今后该朝哪方面努力。”听了传话后，韦昭度这才明白自己的做法和态度对吴融造成了伤害，于是笑着对那人说：“吴秘书诚然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但每次起草文稿，他都是用自己喜欢的语言和口气，似乎与我老夫毫不相干，这样的文字我哪里看得下去?”吴融终于明白了问题所在，于是狠下决心改正。从此以后，他受命起草文件报告，不仅与领导同步思考，善于通观全局，而且在文字语气上尽量模仿韦昭度的风格，果然得到他的赞赏和喜爱。
【点评】
秘书为领导捉刀代笔，除了要摸清他们的意图，还要掌握他们的特点和风格，甚至要模仿他们的文字语气，符合他们的用语习惯，完全不同于自己写文章。这些本是公文写作的基本常识，可是刚参加工作的吴融不知道这一点，他的顶头上司韦昭度又有意与他打哑谜，这才弄得上下很不愉快。要不是吴融对工作一片热诚并很有上进心，主动设法搞清问题症结所在，这对领导与秘书之间的关系很可能还需要一段较长时间的磨合期才能协调配合好。在此方面，吴融的做法值得肯定。
从吴融的成功事例中，我们可以知道，公文写作能力是秘书的基本功和看家本领，非具备不可。但这种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只要肯用心钻研，做到干一行、爱一行、学一行、精一行，成为内行和业务骨干便指日可待。每一个老秘书都是从新秘书过来的，每一个“大”秘书都是从“小”秘书干起的，每一个文书大手笔都是从文书新手锻炼成长的，没有一个是天生的。既然如此，秘书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学孙处约办事
唐太宗贞观年间，孙处约、高智周、郝处俊、来济四人共同依附江都石仲览。石仲览有器识，知道这四个青年人日后必定飞黄腾达，于是倾财相助。有一天，石仲览请他们四人谈谈各自的理想和抱负。郝处俊说：“丈夫惟无仕，仕至宰相乃可。”高智周和来济也表达了同样的愿望。只有孙处约出言谨慎，说：“得为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纳可也。”也就是他的最高理想是做一名中书舍人，在金銮殿为朝廷起草公务文书。
到了唐高宗永徽年间，来济已官至中书令(宰相)、检校吏部尚书(吏部是古代中央主管干部人事工作的部门)，而孙处约这时才以瀛州书佐的身份调入朝廷工作。在安排孙处约的工作岗位时，来济在他的调令上批了“如志”二字，也就是根据他本人多年前的愿望，安排他到中书省工作，担任中书舍人。据史书记载，后来不但来济、高智周和郝处俊都实现了自己的抱负愿望，当上了宰相，在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孙处约也被任命为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当上了宰相，于是史书上说他们“后皆至公辅矣”。
孙处约如愿以偿当上中书舍人，如果说是沾了朋友来济的光，得到了他的特殊照顾，那么后来也能当上宰相，则完全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
做了中书舍人后，孙处约各方面表现都非常不错。他精明干练，能力很强，很会办文办事，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当时政务十分繁忙，需要撰写的文书又非常多，孙处约常常忙得废寝忘食，日夜不分。中书令杜正伦专门给唐高宗打报告，要求增加一名中书舍人，为孙处约分担一些事务。唐高宗却说：“处约一人，足办我事，何须多也。”一方面说明唐高宗对孙处约的工作表现非常了解和欣赏，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孙处约的办文办事能力的确很强，工作效率确实很高。
【点评】
由于孙处约做秘书期间的表现极其出色，后人于是称他为“了事舍人”。所谓“了事”，就是精明干练，清楚明白，敏捷能干，很会办文办事之意。一个秘书能够得到这种评价，自然是非常难得的。
一个合格秘书，仅会写作公文还不够，还要会办事、能办事。这样的秘书如果没有别的缺陷，即使没有当大官的野心，命运也会在暗中垂青他。会办事是一种能力素质，也是一门艺术。孙处约后来能够当上宰相，虽然大大超过了他年轻时的理想抱负，但想来一点也不奇怪。
学李鸿章谋议
除会办文办事外，如果还能具备较强的谋议能力，这样的秘书不仅领导最欣赏，而且往往被视为“心腹”。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做幕僚时，之所以受到曾国藩的激赏，很会办文办事当然是重要原因，但曾国藩更看重的，还是李鸿章的谋议能力特别强。下面这件事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
1860年秋天，英法联军攻占天津，直逼北京城下。咸丰皇帝逃往热河途中，给驻扎在安徽祁门的湘军统帅曾国藩下了一道圣旨，要他速派鲍超率部北上救援。鲍超是湘军的一员悍将，他指挥的部队称为霆军，很有战斗力。接到命令后，曾国藩左右为难，举棋不定。他既不愿意湘军主力被朝廷抽走，落入别人的掌握中，又不敢公开违抗皇帝命令。在起草复文之前，曾国藩决定集思广益，请幕僚们充分发表意见和看法。大多数幕僚主张派鲍超北上勤王，只有少数人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而反对发兵。李鸿章却别出心裁，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案。他认为：英法联军已在北京城下，以他们的实力，破城而入只是朝夕之事，湘军千里迢迢派兵北上救援是远水不解近渴，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徒劳无益。再说，英法联军即使打进了北京城，最终无非是和朝廷“金帛议和”了事，他们不可能和满族人抢皇帝做，真正威胁清王朝统治的还是太平军。但救君父之难是臣子义不容辞的职责，公开反对发兵既不明智，也有犯上嫌疑，万万使不得。李鸿章于是给曾国藩出主意说：我们不妨采取拖延的办法来对付，过两天再给皇帝上一道奏折，说鲍超只是一员战将，威望和能力都不够担当援兵统帅的责任，请朝廷于曾国藩本人与湖北巡抚胡林翼之间选择一人为主帅，统兵北上，护卫京畿。但从祁门到热河，最快也要十天半月，等奏折送达皇上手中时，形势肯定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再需要湘军北上了。这的确是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曾国藩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果然，朝廷很快便有新的命令下来：和议已成，援兵无须北上。李鸿章的这个主意帮了曾国藩的大忙，让曾国藩看到了李鸿章过人的政治才干和高超的政治手腕。从此，曾国藩对李鸿章格外看重、着意培养。
【点评】
参谋职能是我国秘书人员的传统职能之一。古代秘书人员在行使参谋职能时，并不像咨询机构的专家或专业谋略人士那样，以“卖点子”为专职，而是将参谋活动渗透到具体琐碎的秘书实务即办文办事之中，这是他们发挥谋议作用的主要方式。这种以秘书实务为秘书工作的基础和本体，谋议作用通常是在完成秘书实务过程中得以体现的参谋方式，不仅可以使秘书的办文办事职能和参谋职能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而且能够充分调动广大秘书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从而大大提高秘书工作效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办文、办事和谋议这三种能力素质是缺一不可的，是秘书们应该具备的。
不可学的三类秘书
■眭达明
勿学冯涓“大嘴巴”
唐朝大中十年，同榜录取的进士中，数冯涓的文章声誉最高。就在他考取进士这一年，新罗国新建大楼，给唐朝送来了许多金银绸缎，冯涓毛遂自荐，获准写了一篇记叙文章，文笔优美，时人称颂。杜审权后来做了宰相，就推荐冯涓担任京兆府参军。
咸通四年5月，杜审权得知自己将去镇江担任镇海节度使，就把门生冯涓找去谈话，希望他能跟自己去镇江，担任掌书记。当时杜审权的任命书尚未正式下达，这次谈话纯属师生间私密性极强的内部征求意见，杜审权于是反复叮嘱冯涓千万不能告诉别人。
冯涓当然很乐意跟着杜审权。一是中晚唐幕僚的俸禄比中央同品级官员高许多，而镇海又属东南财源型藩镇，是朝廷最为重要的赋税来源地，所以从经济角度考虑，东南藩镇成为最为理想的去处之一。二是掌书记的入仕资历要求极高，一般士人应聘幕职，多是从巡官或推官干起，然后才有可能升为掌书记，冯涓一入幕就担任此职，实属超常重用。三是到“使相”杜审权手下做秘书，发展前景灿烂，仕途通达。
冯涓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当他告别杜审权出来后，喜不自禁。友人见他喜形于色，便追问他有什么好事。冯涓得意忘形昏了头，竟把杜审权内定他做掌书记一事告诉了友人。这件事很快就宣扬出去了，杜审权十分气愤，对冯涓的浮躁浅薄极为鄙视。等到皇帝制书下达正式开府建幕时，杜审权没有让冯涓进入他的幕府。“大嘴巴”冯涓的名声，由此在士大夫中间传了开来，许多人都对他进行指责。
冯涓丢掉待遇丰厚前途无量的掌书记一职，一时竟然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杜审权启程那天，冯涓心情忧郁地参与送行。轮到他上前道别时，杜审权拱手对他说：“还是多努力吧!”后来冯涓仕途十分不顺，唐亡前只当了小小的祠部郎中。
【点评】
秘书是领导身边的主要工作人员，不仅负责机密文件的起草和保管，而且经常参加各种会议，对领导的活动、行踪也最清楚。同时，秘书要接触各个阶层的人，联系十分广泛，一些外界掌握不到的情况，秘书都有可能掌握，本单位的机密大事或不宜公开的事项，秘书也都可能了解。因此秘书人员一定要守口如瓶、谨言慎行，最忌讳疏忽大意、嘴巴不严。反观“候任秘书”冯涓的表现，无疑十分让人失望。像他这种嘴巴不严的人，有哪个领导愿意带在身边?杜审权对其弃而不用，完全可以理解。
勿学高锡“念歪经”
秘书人员不仅要有严守机密的良好品质，而且为人一定要清廉正派，最忌讳私心杂念太重，否则前景也是很不妙的。宋太祖乾德二年5月，知制诰(秘书)高锡因为接受贿赂，被贬为莱州司马，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高锡被免去秘书职务并贬职使用，所犯错误其实远远不止接受贿赂这一条。事实上，这也不是赵匡胤下决心处分高锡的最初动因。据史料记载，宋太祖之弟赵光义(即后来的宋太宗)担任开封尹后，石熙载在其幕府工作，是赵光义的主要助手之一。这一年，高锡的弟弟高铣应进士举，高锡曾特意拜访过石熙载，希望他能首先出面推荐高铣。石熙载虽然知道高锡得罪不起，但因为高铣辞艺浅薄，完全不符合推荐条件，所以没有答应高锡的无理要求，高锡从此恨死了石熙载，多次在宋太祖面前说他的坏话。有一次，宋太祖兄弟见面，就将高锡说的话全部告诉了赵光义，并打算将石熙载撤职，另为赵光义物色合适人选。哪晓得石熙载是赵光义的老秘书，早年他兼任泰宁军节度使时，石熙载就是他的掌书记，赵光义担任开封尹后，石熙载又被提升为开封府推官，所以赵光义对石熙载十分了解，知道他是一个遇事尽言、工作尽职、忠诚老实、是非分明之人，根本不是高锡说的那样坏。赵光义于是对哥哥赵匡胤说：“石熙载工作踏踏实实，勤勤恳恳。我听说高锡曾经求过石熙载，要石熙载推荐他的弟弟高铣，被石熙载拒绝，高锡估计是在报复陷害石熙载。”宋太祖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当时他很生气，打算撤高锡的职，但最后还是忍住了。后来，宋太祖派高锡去青州办事，高锡私下里收受节帅郭崇的贿赂。凡此种种都被人告发，经调查又全部属实，宋太祖想起前事，这才下决心处分高锡。
【点评】
高锡利令智昏，不仅到处伸手要钱要物，而且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强人所难，为亲属谋取私利，目的未达又毁坏别人的名誉，确实可气可恨。高锡是提倡古文，反对骈俪，开宋代古文运动之先声的先锋人物之一，又身处朝廷秘书这样特殊和重要的岗位，前途本来十分光明。只因私心杂念太重，报复性又强，结果自毁前程，教训确实非常深刻，如今的秘书要引以为戒。
勿学桑维翰“抱大腿”
秘书人员要正确处理与领导的关系，不能变主辅关系即领导与助手关系为人身依附关系，更不能与领导结成利益共同体，否则将会落得很可悲的下场。被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称为“万世之罪人”的桑维翰，就是如此。
桑维翰是后唐军阀石敬瑭的掌书记。石敬瑭就是中国历史上那位臭名昭著的“儿皇帝”。清泰三年5月，时任河东节度使的石敬瑭为了从后唐末帝李从珂手中抢夺帝位，打算起兵造反。从小立志做大官的桑维翰不仅坚决支持他这样做，而且出歪主意说：“契丹部落近在云州和应州，您如果能够推心置腹地曲意讨好他们，万一有什么急事，可以及时得到他们的增援，还担心什么事不能办成呢?”石敬瑭于是立即吩咐桑维翰起草文书，向契丹称臣，事以父礼;又约定事成之日，不但会赠送大量财物给契丹，还打算割让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的全部土地即燕、云十六州给他们。都押牙刘知远(即后来的后汉开国皇帝)看了文书内容之后，认为用父亲的礼节对待契丹太过分了;也不必许诺割让土地，否则贻害无穷，后悔莫及。可是一心要夺权做皇帝的石敬瑭在桑维翰的极力鼓动下，不为所动，一意孤行。文书送到契丹，契丹国主耶律德光大喜过望，当即给石敬瑭写了回信，答应等到天凉之后，将举全国之力来支援他。
石敬瑭反叛后，耶律德光果然履约而至，亲自率领五万大军援助石敬瑭，当天就将后唐军队打败。李从珂急忙调集援军赶来支援。在援军主帅赵德钧的利诱之下，耶律德光不禁动了见好就收的念头，打算放弃对石敬瑭的支持。石敬瑭闻讯后大惊失色，急忙派遣桑维翰赶到契丹军营，从早到晚跪在耶律德光帐前哭诉，用尽心思据理力争。耶律德光这才回心转意，重新支持石敬瑭。后晋建立后，桑维翰虽然当上了宰相，然而却是一个遭人唾弃、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反面教材。
在石敬瑭卖国篡位，以割地、贿赂、称儿皇帝等三个条件取得契丹的支持，灭掉后唐建立后晋的整个过程中，其掌书记桑维翰之所以如此卖力，是因为他与石敬瑭的政治生命早已捆绑在一起，两人早就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他要实现做大官的愿望，只有死死地抱住石敬瑭的大腿不放。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自然会促使桑维翰把石敬瑭的利益看得高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正是这种利益和目标的一致，才导致桑维翰和石敬瑭紧密地结合到一起，共同走上损害并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道路。
【点评】
从桑维翰与石敬瑭的不正常关系，再来看看目前普遍受人关注的“秘书腐败”问题。就已经公开曝光的案例看，有腐败高官，他身边往往就有腐败秘书;有腐败秘书，其服务的领导也多半不是什么好货色：程维高与李真，陈希同与陈健，王宝森与闫振利，铁英与段爱华，黄超与何世平，陈良宇与秦裕等等，无一不是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联盟关系。领导干部为了掩饰自已的腐败，很多事情都是借秘书之手去做;秘书也正好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身份，谄上骄下，为领导者的腐败活动作经纪人，起出谋划策、牵线搭桥的作用，并从中为自己分一杯羹。可以这么说：高官的腐败，必然会要求秘书腐败;而秘书腐败的背后，也往往伴之以高官腐败，他们是一种互动互用的“连锁式腐败”。石敬瑭有卖国篡位之心，却要让他的秘书桑维翰说出来并具体实施，道理就在这里。
(作者系著名秘书史研究学者)
什么样的领导决定什么样的秘书?
■本刊记者 徐浩程
51%的被调查者认为秘书与领导是“一般的上下级关系”;23%的被调查者认为秘书与领导之间是“依附关系，领导发展得好不好，决定了秘书发展好不好”;其余22%的被调查者则认为秘书与领导之间关系“说不清楚”。
以上是本次“党政机关秘书群体形象”问卷调查的结果。那么，秘书与领导关系的实然与应然究竟如何?
“领导与秘书也是一种‘互动’关系”
《决策》：有人说“什么样的领导决定什么样的秘书”，应当如何看这句话?
缪传真(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政工处长、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我不是很赞成这句话。领导可以叫秘书怎么做，秘书却能影响领导怎么说。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博弈。领导总是希望秘书按照我想的来写，秘书的心思也总是希望领导按照我写的来讲。当然，领导会不会按照秘书写的讲，秘书也不能确定。两个高智能的大脑碰到一起，各自生产着自己的思想，相互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主从，莫辨轩轾。
秦德君(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一般说，这话是对的。领导是主导，秘书是从属。但领导与秘书也是一种“互动”关系。秘书工作质量影响着领导绩效。比如秘书掌握和提供的情况、信息，会影响领导的判断和决策。一个机关，如果秘书总体水平较高，那么机关工作效率就比较高，“行政输出”能力就比较强健，反之亦然。因此，秘书工作也是“领导力”的组成部分。
《决策》：现实中，秘书与领导的关系应该如何去概括呢?
谭一平(职场问题专家)：要用一两句话来概括现实中秘书与领导的关系很难。但是，据我的观察，我认为现实中秘书与领导的关系至少有下面几个现象：
第一个就是忠义不明。秘书到底是对领导忠还是对组织忠，秘书与领导之间到底是朋友关系还是其他关系呢?这个问题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很多秘书在这个问题上很困惑。
第二个是人格依附。很多秘书对领导产生了人格依附。从前段时间中纪委关于领导“身边人”的规定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现象。现在秘书和领导的关系私人化了，很多秘书为了得到提拔，给领导充当“白手套”。一些秘书觉得我当上了某位领导秘书以后，我就是他圈子里的人，心理上有一种归属感。但实际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还有一个就是机会主义。一些秘书有机会主义，怎么对自己的发展最有利好，就怎么做。因为在他们看来，我来当秘书就是要发展的，要离开这里跳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决策》：那么，领导与秘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谭一平：秘书跟领导的关系，应该像乐队中指挥与小提琴手的关系。领导是指挥，秘书是一个小提琴手。小提琴手要根据指挥去工作，但他工作目的不是指挥本身，而是听众。这两者只是工作关系，而不能将秘书和领导的关系庸俗化。
秘书要讲原则讲政治，并不总是要夹着尾巴做人，该表态的时候还要表态。秘书可以为领导帮忙处理一些私事，但是秘书不是领导的家人，更不是附属。
缪传真：过去我在县里面当秘书的时候，经常最后一个到饭堂去打饭。有一次我去打饭的时候，打饭的师傅给我讲一句话，说你时时要记住，跟组织，不跟人。当然，这句话不是他原创的，是以前的一个秘书告诉他的。这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我现在只说我在某个地方当过秘书，因为我是这个组织的秘书，不是哪位领导私人的秘书。
在这个定位下，秘书与领导的关系就很明朗了。秘书就是领导的辅助者、协助者，是领导的助手、助理，是领导的参谋与智囊。当然，这种关系不是固定的，根据不同的秘书、不同的资历、不同领导的授权，这种关系会有不同。
“改变政治生态才能起根本作用”
《决策》：对于现在领导与秘书关系的怪现状，有人建议应该从秘书的遴选上着手，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现在领导的秘书一般是如何产生的?
秦德君：目前各个地方、各个部门领导秘书产生的方式都不一样，很多种方式并存。可以是公开招聘的，可以是相应部门推荐的，可以是从有关岗位调任的，也可以是领导自己选定的。这很正常，因为秘书就是为领导服务的。
其实，建议规范秘书遴选的人，是想消除“秘书腐败”。在他们看来，“秘书腐败”的根源在于秘书与领导关系的怪现状。这并不正确。“秘书腐败”是由很多原因形成的。举个例子：一个高校成立一个学院，院长上任后设了个类似秘书的办公室。任何人要联系院长、找院长，须先经“秘书”这一关。秘书会问你一些情况，经秘书“过滤”后，再告知院长，然后联系上你。这就决定了找“院长”，必先“重视”秘书、通过秘书这一“关”。久而久之，秘书成了一种厉害的“潜程序”。秘书手上，逐渐形成某些“隐性权力”，最后导致腐败产生。
《决策》：那么，秘书与领导的关系，应当如何从实然走向应然呢?
缪传真：讲秘书与领导的关系，不能不讲现在的政治风气与生态。现在的政治生态有几大毛病。第一是重私德、轻公德。秘书给领导写好一篇材料，这是公德;如果秘书给领导送了点礼，请领导吃了一顿饭，这是私德。其实这两项事情，孰轻孰重，一看就知道。但是在某些人看来，写材料是公事，是应该的，轻;送礼虽然是私事，但是重。前者是理，后者是情。我们都在情理之间周旋。第二个就是人治思维盛，法治思维相对薄弱。第三就是官本位思维根深蒂固，民本思想有待提升。其实中国不缺乏民本思想，儒家思想讲“天人合一”就是对人的尊重。我们提出“以人为本”还不久，现在还是官本位思维影响深远。还有一个就是在改革过程中显规则不定型，潜规则很管用，这很让人头疼，更让人痛心。
这就是目前领导与秘书关系的一个社会背景，这个背景决定了领导与秘书之间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秘书与领导之间就不得不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让秘书成为领导的手足。所以，要真正避免现在秘书与领导关系的异化，就必须从大的环境着手，从整个政治生态和政治风气着手，这才能从根本上起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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