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内地现代公文的篇章结构方式，即章法。为了与现代公文的章法进行比较研究，本文对以往公文的章法进行了简要的历史的回顾和考察。全文依次阐述了以下问题：章法对于写好公文很重要，但不应将其拔高到不适当的地位;通过对历代公文章法的概述与分析，说明章法具有时代特征，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章法;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公文章法开辟了历史上崭新的一页，它同建国后内地公文的章法具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中国内地现代公文的章法：文种功用——三要素(缘由、事项<事实>、要求)结构方式;最后强调章法的运用要从实际出发，不应将现代公文章法公式化、格式化，形成新的“八股”文。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内地写作现代公文(主要是法定通用公文)的篇章结构方法，即通常讲的文章的谋篇布局，也就是章法。为了与现代公文的章法进行比较研究，本文将对以往公文的章法作一历史的回顾和考察。掌握现代公文的写作章法，无论对于搞好公文写作教学或从事公文写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章法对于写好公文很重要，但不应将其拔高到不适当的地位
我们知道，任何文章都是由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构成的，公文也不例外。公文的内容，主要包括主旨(即中心思想或主题)和表达主旨的材料与观点;语言文字是工具，用它来组成词语、句子、段落、层次，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就是篇章结构，属于形式方面。公文写作中确立主旨、选择材料与观点，是解决公文言之有物的问题，也就是明确“为什么写”、“写什么”;理顺公文的篇章结构，则是解决言之有序的问题，也就是明确“怎么写”。材料与观点是结构形成的依据，结构是材料与观点序化的结果，而材料、观点和结构都离不开主旨。写公文先要立意，“意在笔先”。所谓立意就是确立主旨。主旨是一篇公文的统帅和灵魂。经过选择和提炼的材料与观点是一篇公文的“血肉”，适合表现主旨的材料和观点既精当又鲜明，才能使文章丰满和深刻。有了主旨、有了材料与观点，还需要“骨架”去组装和支撑，即合理安排好文章的篇章结构。所以，对一篇公文来说主旨的确定和材料与观点的选择是重要的，一个是灵魂，一个是血肉，但是，它们离不开骨架即结构，否则主旨、材料与观点就失去了形成文章的依托，就会成为一堆无序的素材。
那么，公文篇章结构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呢?毛泽东在谈到文章的结构时，曾简明地指出过：“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说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联系，不要互相冲突。”这里讲的是一般文章的篇章结构，当然也包括公文在内。总的讲，公文正文同样由开头、中间、尾巴这样三个组成部分。固然，在特殊情况下也有一些公文省略了开头或结尾语，但多数情况是不宜省略的。除篇、段、层次合一的简短公文外，较长的公文的头、中、尾要依靠两段、三段甚至更多的段落、层次表现出来，从而形成上文与下文、前一部分与后一部分的区别。为了使上下文衔接自然、前后文交融连贯，就必须依靠词、句、段的过渡和照应，这样才能达到篇章结构的完整性。由此看出，公文的篇章结构应包括开头、中间、结尾及其相关的段落与层次、过渡与照应等基本要素。我们研究公文章法，就是要探索公文的正文如何开头?中间主体部分怎样展开?如何结尾?先后之间怎么衔接?它们有什么带规律性的东西?篇章结构安排得好，就能使公文的主旨鲜明突出、统摄全篇，观点明确、前后呼应，材料既能说明问题又衔接自然，从而使整篇公文言之有序、条理分明、脉络贯通、顺理成章，能增强它的感染力、说服力和社会效果。这是章法对于写好公文的意义所在。
但是，我们对于章法的重要性也不应人为地拔高。现在，有的研究公文写作章法的著作，将公文的正文结构要素与格式，等同于“公文写作一读通”似乎掌握了公文写作章法，就一通百通了。事实上，即使作者对公文章法揭示得非常准确，也不能做到“一读通”。其理由是：结构安排只是公文写作中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唯一的环节，结构要服从主旨的需要，要依据充分的观点和材料，否则谋篇就会陷入“无米之炊”。从内容到形式、从根本到枝叶，这是谋篇应循之道。此其一。其二，写作章法不单纯是一个写作方法问题，它是作者写作思路的反映，而思路是否正确主要取决于作者的思想认识水平和逻辑思维能力。对此，古人有过深刻的阐述。[南朝粱]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讲到创作的构思时，把作者的才与学放到了很重要的地位。他认为文思的快与慢、难与易虽然不同，但都要靠学识的广博，技巧的熟练。“若学浅而空迟(要是学识浅陋写得慢也是白费)，才疏而徒逮(才学荒疏写得快也是徒然)，以斯成器，未之前闻(像这样能写出成功的作品，以前还没有听说过)。”为此，他强调：要“积学以储宝(积累学识来储藏珍宝)，酌理以富才(明辩事理来丰富才学)，研阅以穷照(研究阅历来进行彻底的观察)，别致以译辞(顺着文思引出美好的文辞)……以乃取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这是驾驭文思的首要方法，安排篇章的重要开端。”(《神思》)刘勰在这里讲的“驭文”、“谋篇”，也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写作章法问题。章法能否正确领悟和运用，必须把提高作者的学识和才能放在首位。这正如[宋]陆游讲的“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示子遹》)
公文章法具有时代特征，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章法
我们知道，公文的行文主体是法定作者，它是为了满足法定作者的需要用来处理公务，进行社会管理活动的工具。因此，不同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观点和文风倾向，不仅制约着公文的内容，也影响到公文的表现形式，给公文章法打上时代的烙印。
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公文是距今约3500年前的商殷甲骨公文，它是由专人按一定工序和格式刻制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书。甲骨公文主要出土于河南省安阳殷墟。我国自夏朝建立奴隶制的国家以后，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直接被保留下来，并赋予宗教等级制，逐渐产生了由国家直接掌握的以天神崇拜、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宗法性国家宗教。这种宗教在商朝进一步形成，商王以天神和祖先崇拜为精神统治工具。在人间的商王企图实现与上天的至上神——“上帝”(甲骨之中已有“上帝”名称)之间的沟通，便从原始占卜中发展成为殷代占卜卜辞这一宗教形式。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几乎全是祭祀占卜活动的记录。当时，国家和王室的活动，从社会生产到思想文化、从内政治理到外交与战争、从天文历法气象的征候到生育疾病祭礼的吉凶等等，先要通过占卜，乞求上帝赐命。而掌握占卜的巫吏(各种名称的“贞人”)就充当了上帝的代言人，负责向商王传达上帝的旨意。上述情况，就给甲骨公文的结构安排带来决定性的影响。
从出土的众多的甲骨公文看出，一篇完整的甲骨公文(也就是贞人记载的一片完整的卜辞)由四个部分组成：(1)叙辞(或称前辞)，记占卜的时间和占卜者(贞人)的名字;(2)命辞，即命龟之辞，向龟卜问事情;(3)占辞，即根据卜兆判断吉凶的言辞;(4)验辞，即记录占辞在事后的验证结果。举例如下：
壬申卜，彀贞： 叀毕麋。 丙子阱麋。 允毕二百蚩九。
叙辞 命辞 占辞 验辞
这是一篇完整的甲骨公文，分四部分：叙辞说明占卜的时间是在壬申日，从事占卜的贞人叫“彀”;命辞，向龟卜问畋猎狩鹿之事;占辞，通过兆纹所示，应在丙子日用阱猎鹿;验辞，谓用阱猎鹿结果获得二百零九只小鹿。
在甲骨文中，四项皆全者较少，多数只有其中的两项或三项，一般无验辞。凡是有验辞的公文，极大可能是在事情应验后才追记的。
继夏商周奴隶社会之后，我国从战国时代开始进入封建杜会。秦汉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大一统，促进了封建社会公文体制的确立。至高无上的皇权思想和封建政治等级是封建公文体式最突出的特点，它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公文的结构安排中来。秦汉后，各个朝代沿袭秦汉做法，对不同种类公文的行文结构都有自己的规定，总的是越来越严格。一般说来，正文结构由首称(开头)、主体、末称(结尾)这三部分构成，明清时在首称与主体之间增加了事由(为××事)，变为四部分。因行文走向和文种不同，首称与末称的写法不一样。给皇帝的上行文，其首称与末称，应贯以尊君与抑臣的封建套语。臣称君为陛下、圣驾，自称微直、愚臣、奴才等，行文的“首称”以“臣昧死言”与“末称”以“死罪死罪”之类反映主仆关系的格式予以固定化。例如，宋高宗时，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写给高宗的封事，其首称：“绍兴八年十一月×日，右通直郎枢密院编修官臣胡栓，谨斋沐裁书，昧死百拜献于皇帝陛下。”主体：“臣谨按：……。”末称;“小臣狂妄，冒渎天钺，甘俟斧铖，不胜陨越之至!”从此文的头尾可看出，臣僚对皇帝的上行文，其阿谀逢迎、浮言套语已达到何等地步!到明清，这种情况有所变化。奏本的程式，首称改为“某衙门某官臣姓某谨奏为某事”云去;末称：“谨具奏闻”，“某年某月某日某衙门臣某”等字样。至于皇帝的下行文结构，在唐以前要求不甚严格，写法较为自由，唐以后则十分讲究格式，对正文的首称、主体的起句和末称，都有严格的规定。兹举康熙五十二年给三等侍卫兼佐领色尔登及妻“诰命”为例：首称;“奉天诰命”;主体：“奉天承运，皇帝制曰：……”。(主体两段，分别叙述了授予色尔登以“通议大夫”和封其妻终佳氏为“淑女”的缘由、授封名称、要求期望。)末称：“制诰”，“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八日之宝(印章)”封建社会统治者自称“皇帝”始于秦始皇，他把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尊号中的“皇”与“帝”合而为一，自称“始皇帝”，秦以后各朝统治者皆自尊为“皇帝”，并视已为“上天”的代言人。因此在皇帝发布的诰、制等下行文中，便有“奉天诰命”、“奉天承运，皇帝制曰”之说，充分显示了其高不可越的权威性。这是封建社会公文章法的显著特征。
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公文章法开辟了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现代公文章法直接继承了解放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公文。这个时期的公文是指1921年至1949年这28年，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人民政权的机关使用的公文。它同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和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公文在时间上有重叠，分属于两个根本不同的公文体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根据地政权机关，坚持和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成果，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风、提倡新文风，全面改革公文的起草工作。例如1938年4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印发的《改革公文程式的理论与实践》和陕甘宁边区政府1942年发布的《新公文程式》，先后规定：公文务求简洁明确，实事求是，以能表达意思、说明问题为原则；反对旧公文的繁文缛节、陈词滥调和等级观念，新公文对上级一律改为“直称”(如县长、县政府)，不称“钧座”、“钧府”，对自己不得称“卑职”、“敞局”等；禁止使用模棱两可、模糊不清八股调，如“所称尚是”、“殊堪嘉许”、“所拟不合”、“碍难照准”、“应勿庸议”等。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还针对国民党政府公文的章法提出了新公文开头、中间、结尾的写法，指出：新公文的开头“一律用直起法”，不用国民党政府的起首语“为呈请事”、“为通令事”、“迳启者”、“窃查”等字句；公文“中间用直叙法，不用陈旧的写法。如‘案查’、‘案奉’、‘案据’、‘案准’、‘等因奉此’、‘等由准此’、‘仰即’、‘相应’、‘理合’等等说套，一律不用”；公文的收尾，视文种的不同，分别采取“此令”、“此布”、“敬礼”、“为要”等，要看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从1942年开始，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整风运动中，还开展了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运动。毛泽东作的《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对整饬文风、促进公文改革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以上这些，对形成新民主主义公文的新章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笔者通过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机关和根据地人民政权的公文，包括毛泽东撰写的文件，发现其章法大致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行文直书其事，没有开头与结局。就是直接表达行文的主旨与要求，内容单一者只写一个自然段，篇段合一；内容复杂者分若干层次与段落，并冠以序号。如1923年7月中共三大《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凡党员之行动带有政治意义者，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严重监督指导之权。党员遇有不得已须在政界谋生活时，必须请求中央审查决定。又如《毛泽东造集》第四卷所载《三十月总结》、《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要点》和《关于情况的通报》等党内指示或通报，它们所叙内容有若干层次，因此采取分条并冠以序号的写法，但均无开头和结尾段。
(二)行文由根据(开头)与事项（主体)两要素构成。例如，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卢沟桥事变有后华北工作方针问题给北方局的指示》，其开头讲指示根据：“卢沟桥战争有扩大的可能，不管日方将扩大为大规模战争或将暂时取外交压迫形式，我党在平津在华北立即开始执行下列方针：”接着，转入指示的主体部分，分条列项讲了“坚决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迅速组成坚固的统一战线”和立即“着手组织抗日义勇军，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等三条方针，即收查全文，没有结尾段。这是由根据(开头)与事项(主体)两素构成的典型例子。又如《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所载1949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署名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都是先讲行文的根据(或缘由)作为开头，主体部分则分别事项(冠以序号)道来，意尽则止，没有结尾段。
(三)行文由根据(开头)加事项(主体)加要求（结尾)“三要素”构成。例如，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七天，即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发布了《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及加强抗日教育问题的命令》，其开头段讲命令的根据：“日本大举向华北出兵，国家危急，二十九军正在抗战，国民政府已调派援军，全国救亡运动正在奋起，我抗日红军，有开赴前线增援友军并配合友军消灭野蛮日军之任务。”接着，转入主体段，讲命令事项：“令到即以军为单位，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编制。同时增加抗日政治课程，对干部及兵员教授东四省及华北五省地理，教授日本现状。军事训练着重实地战斗，夜间动作，袭击战斗，防空技术，长途行军，无后方作战等项，各军事学校大体同时办理。”最后，结尾段要求：“以上各项十天完毕，听候出动命令。”又如《毛泽东四卷》所载，1948年2月11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指示，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署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它们的章法，都是由行文的根据、事项(或情况)和要求“三要素”组成的。
从以上看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公文章法较之以往历代公文的章法，的确开辟了崭新的一页。其写法的最大特点是开门见山，直书其事，意尽文止。当然，我们从上述三种类型也可看出，它吸纳了国民政府公文的“依据、引申、归结三段结构”章法中的合理因素，但完全摒弃了其中的虚词套语，没有“为令遵事”、“案据”、“令仰遵照”之类的“八股”词语。
现代公文：“文种功用三要素结构”章法
笔者早在2003年在甘肃省秘书学会召开的秘书工作研讨会上的发言《谈谈公文写作的几个基本问题》中，对现代公文(主要是法定通用公文)的一般内在结构作了分析，归纳出“文种功用三要素结构”章法。这一看法也写进了笔者近著《中国公文发展简史》。这里，进一步加以阐明。
笔者提出的“三要素结构”是说：现代公文同任何文章一样，都有开头、中间、结尾这样的一般性结构，但是它还有特殊的包涵在开头、中间(主体)、结尾的内在结构。通过对现代公文(主要的法定文种公文)例文进行分析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现代公文的开头、中间、结尾是一定规律可循的。
首先，现代公文开头部分，通常采取的方式有目的式、原故式、根据式、总提式、综合式。这五种方式，最根本的是前三种，后两种是前几种的相互组合或转换形式。所谓目的式，就是开宗明义，表明行文的目的，常为“为”、“为了”领起正文；原故式，一般用“由于”、“鉴于”等词语领起下文，或者用简明的语句直接陈述行文原因；根据式，或据法规，或据理论，或据事实，或据来文，或据领导批准等。它们常以“根据”、“遵循(遵照)”、“按照”或“经……同意”、“经……批准”等词语领起下文；总提式，就是将公文内容的总精神和总结论，在开头概括地提示出来，它实际上是根据式的一种转移方式；综合式，就是以上几种方式的组合，由其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构成公文的开头。因此，以上几种开头方式的共同点可概为行文“缘由”，即因为、根由的意思。
其次，现代公文的中间(主体)部分，这是公文的核心内容。“因事而为文”，每篇公文都要向受文者传递某方面的事项(事情的项目)或者事实(事情的真实情况，包括起因、经过、结果等)，而事项与事实又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以传递决定事项、通知事项、公告事项为主的公文，兼有事实的说明；以反映事实为主的报告、通报，往往有事项告知。所以，用“事项(事实)”来表达正文中间部分的内涵较为确切。
再次，现代公文的结尾部分。常用的结尾方式有：企求式，这种方式普遍用于各种行文关系，或要求下级认真贯彻执行，或祈求上级指示、批准，或请求平级予以答复等；号召式，即高瞻远瞩地强调某项事业的重要性，并顺势发出鼓舞人心的期望和号召；总结式，即归结中心内容，强化行文主旨与企求；结语试，即根据不同文种，用公文惯用的结束语，目的在于强调行文的意图，如“特此通告”、“特此公告”、“特此通报”、“专此函达”、“此令”等。这些方式的共同特点，都带有要求的成分。企求式，本身就是要求，号召式是上级机关提出的要求，总结式和结语式都是强化行文意图的，所以用“要求”来表达公文结尾的内涵较为合适。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公文的开头→中间→结尾的内在结构表述为缘由→事项(事实) →要求这样的“三要素”。其中“缘由”是指行文的目的、原因、根据等，主要说明“为什么”行文；“事项(事实)”是指行文的基本内容，包括事项和事实两个方面，主要说明行文“干什么”}“要求”是指祈使、祈求、号召、结语等，主要要求受文者“怎么办”。“三要素”结构的具体运用，受法定文种功用的制约。每个法定文种功用不一样，对结构要素的具体选择不完全相同。比如，在一般情况下，指挥性决定，由决定目的决定事项决定要求组成；表彰通报，由原因通报事项一发出号召组成；请示，由请示原因请示事项请示结语句(“以上请示，是否妥当，请审批。”)组成；公告，由公告根据公告事项公告结语句(“特此公告”)组成。鉴于以上情况，可以把现代公文的内在结构称之为“文种功用三要素结构”章法。
这里应说明是，有些现代公文没有结尾段，随主体部分在该终结的地方戛然而止。因此，这样的公文只有缘由与事项“两要素”。还有些公文，没有开头语，直接进入公文的主体事项，然后在结尾提出要求，这样的公文只有事项与要求“两要素”。这些行文因语境不同而引起的结构的变化是合乎情理的。
为了证明上述观点，下面从现行的国家行政公文的文种中选择几个文种的例文加以说明。
(一)“命令”例文
国务院关于在西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实行戒严的命令
鉴于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不断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制造骚乱，严重危害社会安定，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人身、财产的安全，保护公共财产不受侵犯，根据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十六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3月8日零时起在拉萨市实行戒严，由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国务院总理 李鹏
一九八九年三月七日
(选自《人民日报》1989年3月8日)
1989年2月中旬以后，少数分裂分子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制造多起骚乱事件，发展到砸机关、抢商店、毁汽车、打行人，并开枪射击，疯狂地鼓吹“西藏独立”。为此，国务院决定在拉萨市实行戒严。3月7日，李鹏签署发布了戒严令。这篇命令，篇段合一，只一个长句，141个字，其内在结构包涵了三要素：前半句围绕戒严理由，讲了戒严的现实根据和法律根据；后半句先围绕“决定”，讲了戒严的事项(时间与区域)；最后讲执行要求(授权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等)。随着国务院命令的贯彻实施，到1990年4月30日拉萨市的社会秩序恢复正常，鉴此，国务院又下达了《关于解除自治区拉萨市戒严的命令》。
(二)公告例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二号)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03年3月15日选举：
胡锦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曾庆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二00三年三月十五日
(选自《人民日报》2003年3月10日)
在全国十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大会主席团就国家领导人的选举或决定结果，连续发了四号法定性事项公告，这是第二号。正文讲了两句话，包括三个要素：公告根据(2003年3月15日选举结果)、公告事项(胡锦涛，曾庆红分别选为国家主席，副主席)、公告结尾语(“现予公告”)。
(三)指示性“通知”例文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通知
为了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现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作通知如下：
一、认清形势和任务，增强搞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责任心和紧迫感 (具体内容略，下同)
二、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三、认真贯彻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
四、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内容、途径和方法
五、突出抓好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大力提高领导人员素质
六、切实加强国有企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
七、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办好国有企业
八、改进国有企业党组织的工作方法和活动方式，增进凝聚力和战斗力
九、各级地方党委和有关部门党组要加强对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领导和指导
积极探索党建工作的新路子。……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有利时机，按照中央确定的原则大胆实践，逐步完善，使企业党建工作在转变中适应，在改进中加强，在继承中创新，把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提高到新水平。
(此件公开发表)
中共中央
1997年1月24日
(选自中发(1997]4号)
这篇通知的全文9000余字，分成了多个思想层次与自然段，但就其篇章结构分析，与上述篇段合一的公文章法一样，包涵三要素：通知目的(开头段)、通知事项(中间部分，共9条)，号召性要求(结尾段)。
(四)转发性“通知”例文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
关于2000年纠风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关于2000年纠风工作的实施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二000年三月十二日
(选自国发办〈2000〉22号)
这篇转发性通知虽然只一句话，但包涵三要素：通知根据(国务院同意)、事项(转发给你们)、希求(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办公部门是领导机关的辅助机构，必须有领导授权才能行文，因此，上述转发性通知中的根据(国务院同意)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是领导机关的印发性或批转性通知，则可省略开头的缘由，直接进入“主体”事项，而后提出要求。例如：“现将《河北省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实施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印发<河北省党政机关干部引咎辞职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2005年5月8日)。这种印发性通知只有通知事项加要求“二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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