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国民生态福利态度影响因素分析.doc
国民生态福利态度影响因素分析 张学强 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随着生态问题日益突显,国民越来越关注生态福利。本文从国民的环保行为参与状况和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进行分析,探究国民的生态福利态度是否受个人认知因素和家庭地位因素影响。结果表明,个人健康状况认知、幸福程度认知、社会地位认知以及对社会公平状况认知因素都对生态福利态度有所影响,但在不同方面影响效果表现出差异性,而家庭地位因素的影响总体上并不显著。 【关键词】生态福利;福利态度;因素分析 一、引言 人类的社会是不 断发展的,因为人们一直在追求更加完美和谐的生活。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十分重视自身的经济增长,甚至将它看作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受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束缚, 很长一段时间 人们认为自然资源是充足的和无限供给的,且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1]。正是这样一种对自然资源的错误认识,导致人们单纯地将经济增长当作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 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由于对单纯的经济增长的过渡重视,使得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逐步走向对立。随着各种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枯竭问题的发 生,人们逐渐认识到单纯的经济增长已经很难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各种生态污染和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制约着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 改革开发 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 GDP)跃居世界第二,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地提高。但正是这种以牺牲生态环境以换取经济发展,过分强调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忽略了自身生活环境的发展模式,已经引发了各种生态问题。各种频发的生态问题引发了 国民 的思考。然而被生态问题困扰的不止我国,其他资本主义大国发展较早,也较早地面临各种生态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性的生态问题日益严峻,显然高速发展的经济并不能切实地解决频发的生态问题。因此,人们开始反思单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模式,意识到生态环境是人类发展的基础保障,只有完善生态环境人类社会才有可能更好地发展。 随着国民对生态问题的关注,研究分析国民的生态福利态度,能够帮助政府更好地制定令国民满意的生态福利相关政策。政府作为福利的提供者,构建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福利制度,不但应当综合考量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水平,而且需要明确了解民众的社会福利态度 [2]。若是没有探究清楚国民的基本福利态度,政 府最终制定出来的福利政策必然缺乏针对性,无法满足国民的基本福利需求,甚至严重损害福利制度的可及性。了解公民的福利态度,特别是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期望和看法,有助于制定更公平、能获得广泛支持的福利政策 [3]。因此探究国民在生态福利方面的福利态度对生态福利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二、福利态度的文献回顾 国外有关福利态度的研究最早起始于美国诺普组织( Roper Organization)接收的一项有关政府责任的调查,然而有关福利态度研究的发展则开始与 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关于福利态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不同群体 间的福利态度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性检验。阿尔斯通 1972年以白人人口国家的民众为样本,基于年龄、性别、教育和职业因素对民众关于福利接收者的合法性的态度差异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男性、年轻人、良好教育者和管理者对福利制度合法性的态度更趋向于负面评价 [4]。之所以倾向于研究群体间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由于20世纪 70年代末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逐渐突显,民众对福利国家的高福利政策产生了不同的态度,这种态度差异引起了当时学者的关注。 到了 20世纪 90年代,由于保守主义政治精英的上台,对福利国家的福利体制进行了改革 ,使得世界上的国家福利体制演变成一种多元化的格局。艾斯平 — 安德森( 1990)依据福利的去商品化程度将福利国家划分为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保守主义福利体制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 [5]。由于出现了不同的福利体制,民众对于政府应当承担何种福利责任的态度也表现出差异,因此国外学者开始就不同福利体制下民众福利态度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如斯瓦富斯( Svallfors,1997)选取了选取了 8个西方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探讨公民对国家再分配角色态度以及对收入差距的态度是否与福利体制假设一致,他证明公民福利态度是由福利体制形塑 的,即根据福利体制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变化,公民对政府再分配的支持态度表现出从低到高的差异性 [6]。 在国内有关福利态度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相关的研究文献相当匮乏。现有的直接以福利态度为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主要是研究特定群体的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如杨琨( 2015)从个体认知因素、家庭地位因素、制度因素三个方面对老年人福利责任态度进行分析,得出在具体福利项目上,老年人的福利责任态度表现出次序差异;且老年人的福利责任态度主要受地域因素、个体的福利需要认知及福利权利态度所影响, 在家庭地位及制度因素方面并不显著 [7]。万国威( 2014)就儿童群体社会福利态度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由于福利文化的影响,尽管儿童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儿童群体内部之间存在着福利期待水平上的显著不同,但是在福利态度结构上存在着一致性,且儿童的福利获取状况与其福利态度并没有显著相关 [8]。另一方面主要从总体上研究导致民众福利态度差异的影响因素,如张军 (2014)基于城乡居民的福利态度,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背景、人口结构特征三个方面分析了其对社会保障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认为对公平的感知、制度效果、恩格尔系数 和文化程度、性别等因素均显著影响了城乡居民的选择行为 [9]。黄叶青等从政府福利责任的角度,以不同福利体制、经济自利与分层和公平现状感知等层面分析影响公民福利态度的因素,得出不同福利体制下公民的福利态度存在差异,但总体上都认为政府应承担福利责任;由于受公平感知的影响,公民的福利呈现钟摆式的特征,且公民的福利态度受经济自利与社会分层层面部分特定因素的影响 [10]。 综上所述,由于借鉴国外的分析模式,国内当前有关福利态度的研究已经涵盖了对特定群体和总体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所研究的影响因素中包括了权利与责任、对 公平的感知、个体认知因素、家庭地位因素和制度因素等多方面内容,已经详实地涵盖了各种可能影响群体间福利态度差异的关键因素。但是,当前所研究的各类文献中,对于福利态度的研究都只局限于总体福利态度的概念,而没有就某一特定的福利类型进行分析,因此本文试从生态福利态度入手,分析国民生态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13年的调研数据(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2013),该调查采取抽样方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抽样,总样本量约为 12000。中国社会调查以社会结构、生活质量及其二者之间的内在连接机制为总的议题框架,全面地收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数据资料。 本文将福利态度操作化为国民对政府福利供给行为的评价,由于政府有中央和地方政府之分,为了避免过于片面化的度量问题,采用“ B23.您认为五年来,中央政府的环境保护工作做得怎么样?”和“ B24.您认为近五年来,您所在地区政府的环境保护工作做得怎么样?”两个变量来衡量国民对政府在生态福利供给方面的看法。 虽然生态福利的供给强调政府的主导性,但是生态 福利的建设也需要民众的参与。生态福利的建设要求民众要形成生态环保意识,转变现有的消费方式,更加注重生态利益给我们带来的精神享受,认真实践低碳、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生态福利态度应在福利态度的操作基础上引入国民的环保行为的参与积极性,基于问题“ B22.我们想了解一下,在最近的一年里,您是否从事过下列活动或行为?”。由于问题 B22是一个拥有 10个分问题的环保行为参与状况量表,根据主成分分析法对该量表的 10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提取特征值大于 1的因子。经过多次探索,最后抽得共 2个因子,共计 7个题项(表 1)。这 7题的总 体信度系数为0.682,两个因子量表的信度分别为 0.741和 0.635,具有较高的信度。因子分析的数据结果显示,样本的 KMO 值为 0.746, Bartlett’ s 球形检验卡方值为318438.63,达到非常显著水平,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两个因子的累积解释量达到了 58.863%。结果表明 该 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表 1 环保行为参与状况量表因子分析摘要表 题目 解释变异量 累计解释变 异量 抽取的因子 共同度 Cronbach's Alpha 值 S1 环保活动参与积极性 S2 对自身的环 保要求 B2207 积极参加民间环保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 36.531% 36.531% 0.832 0.044 0.695 0.741 B2208 积极参加政府和单位组织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 0.812 0.134 0.677 B2205 为环境保护捐款 0.687 0.088 0.479 B2206 积极参加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 ,上诉 0.663 -0.061 0.444 B2210 主动关注广播 ,电视和报刊中报道的环境问题和环保信息 0.532 0.358 0.412 B2204 对塑料包装袋进行重复利用 22.332% 58.863% 0.016 0.844 0.713 0.635 B2203 采购日常用品时 ,自己带购物篮或购物袋 0.099 0.831 0.701 特征值 2.732 1.388 根据现有关福利态度的研究文献,除了引入个体背景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外,本文主要从个体认知因素、家庭地位因素两个方面研究对国民生态福利态度的影响。 个体背景因素选取了性别、年龄、户籍、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收入这六大个人背景变量。在性别变量中,“ 1”为男性,“ 2”为女性 。年龄变量基于问题“ A3您的出生日期是什么?”,将出生年份转换为具体的年龄数值。收入是连续变量,无需进行转换,直接采用原变量。教育程度基于问题“ A7a. 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是 (包括目前在读的 )”,原问题有 14个项选项,本文将选项处理成以下 4项,“ 1”为小学及以下学历,“ 2”为初中学历,“ 3”为高中及同等学历,“ 4”为大专及以上学历。户籍基于问题“ A18. 您目前的户口登记状况是”,选项同样进行处理,“ 1”为农村户口,“ 2”为城镇户口,本文城镇户口是指除农业户口外的包括非农业户口、蓝印户口、居民户口、军籍在 内的所有户籍类型,与单纯的农业户口相区别。婚姻状况基于问题“ A69. 您目前的婚姻状况是”,选项同样进行处理,“ 1”为未婚,“ 2”为已婚,“ 3”为离婚或丧偶。 个体认知因素包括健康状况认知、幸福感认知、社会地位认知和社会公平状况认知四个方面内容。健康状况认知、幸福感认知和社会公平状况认知分别基于问题“ A15. 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 A36. 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和“ A43a. 您认为您自己目前在哪个等级上?”,变量选项均为李克特式 5分量表应答形式。社会地位认知基于问题“ A43a. 您认为您自己目前在哪个等级上?”,对选项进行处理,从“ 1”到“ 5”分别表示非常低、比较低、中等、比较高、非常高。 家庭地位因素包括家庭社会地位和家庭经济地位两方面内容。家庭社会地位基于问题“ A43d. 您认为在您 14 岁时,您的家庭处在哪个等级上?”,同样对选项进行处理,处理方式与个体社会地位认知变量处理方式完全一致。家庭经济地位基于问题“ A64. 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变量选项是李克特式 5分量表应答形式。表 2是关于各个变量基本数据的描述。 表 2 变量基本数据描述 N 极小值 极大 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环保活动参与积极性 11382 1 3 1.1909 0.34171 对自身的环保要求 11374 1 3 1.9123 0.49703 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评价 9443 1 5 3.21 1.126 对地方政府环保工作评价 9636 1 5 3.04 1.176 自变量 控制变量 性别 11438 1 2 1.50 0.500 年龄 11437 18 98 49.5974 16.38816 户籍 11424 1 2 1.4456 0.49706 婚姻状况 11415 1 3 1.9817 0.43068 教育程度 11432 1 4 2.1604 1.08237 个人收入 10243 0 1000000 23814.4280 36753.26423 个人认知因素 健康状况认知 11436 1 5 3.71 1.083 幸福感认知 11380 1 5 3.76 0.839 社会地位认知 11395 1 5 2.4566 0.85325 对社会公平状况的认知 11421 1 5 3.00 1.038 家庭地位因素 家庭社会地位 11353 1 5 1.8284 0.90140 家庭经济地位 11383 1 5 2.68 0.681 本文旨在研究个人认知因素和家庭地位因素两个方面中的各个具体变量是否对国民生态福利态度具有显著的影响以及其影响状况。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进行检验: H1:个人认知因素影响国民生态福利态度。 H2:家庭地位因素影响国民生态福利态度。 本 文 使用 的数 据分析 方 法是 多元 回归分 析 (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运用强迫进入法,分别以环保活 动参与积极性、对自身环保要求、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评价和对地方政府环保工作评价四个变量为因变量,建立 4个模型,分别为模型 1、模型 2、模型 3、模型 4。模型 1、模型 2关注的是国民的环保行为参与积极性,模型 3、模型 4关注的是国民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将控制变量、个人认知因素和家庭地位因素层面的变量全部纳入 4个分析模型中。以下表 3为国民生态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表。 表 3 国民生态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控制变量 年龄 0.000(0.000) 0.003**(0.001) 0.004**(0.001) 0.006**(0.001) 个人收入 0.000001**(0.000) 0.000000(0.000) -0.000002**(0.000) 0.00000(0.000) 性别(参照组:男) -0.017**(0.007) 0.179**(0.013) -0.041(0.025) 0.012(0.026) 户籍(参照组:农村) 0.091**(0.008) 0.219**(0.016) -0.143**(0.029) -0.054(0.030) 婚姻状况(参照组:未婚) 已婚 -0.007(0.013) 0.014(0.0250 0.104*(0.046) -0.022(0.049) 离异或丧偶 -0.026(0.019) -0.061(0.038) 0.037(0.071) -0.070(0.075) 教育程度(参照组:小学及以下) 初中 0.071**(0.009) 0.067**(0.018) -0.121**(0.033) -0.071*(0.034) 高中及同等学历 0.163**(0.011) 0.125**(0.022) -0.178**(0.040) -0.096*(0.042) 大专及以上 0.262**(0.013) 0.236**(0.026) -0.326**(0.047) -0.170**(0.049) 个人认知因素 健康状况(参照组:很不健康) 比较不健康 -0.001(0.021) 0.053(0.042) -0.073(0.086) -0.017(0.088) 一般 0.048*(0.021) 0.094*(0.042) -0.239*(0.085) -0.111(0.087) 比较健康 0.031(0.020) 0.122**(0.041) -0.193*(0.083) -0.115(0.086) 很健康 0.030(0.021) 0.086*(0.042) -0.197*(0.085) -0.061(0.088) 幸福认知(参照组:非常不幸福) 比较不幸福 -0.011(0.029) 0.059(0.058) 0.210(0.113) 0.128(0.119) 说不上幸福不幸福 -0.005(0.028) 0.070(0.056) 0.212( 0.108) 0.082(0.114) 比较幸福 -0.021(0.027) 0.090(0.055) 0.369*(0.107) 0.254*(0.112) 非常幸福 0.002(0.029) 0.114*(0.058) 0.473**(0.111) 0.394**(0.116) 个人社会地位(参照组:非常低) 比较低 0.003(0.011) 0.076**(0.021) -0.060(0.040) -0.071(0.043) 中等 0.017(0.011) 0.058*(0.023) 0.062(0.043) 0.032(0.045) 比较高 0.066**(0.017) 0.024(0.033) 0.135*(0.061) 0.096(0.065) 非常高 0.043(0.035) -0.114(0.070) 0.172(0.127) 0.230(0.133) 社会公平状况认知(参照组:非常不公平) 比较不公平 -0.007(0.013) -0.005(0.027) 0.088(0.049) 0.137**(0.052) 说不上公平不公平 0.006(0.014) -0.004(0.028) 0.207**(0.051) 0.283**(0.054) 比较公平 0.023(0.013) -0.035(0.027) 0.403**(0.049) 0.474**(0.052) 完全公平 0.018(0.022) -0.025(0.044) 0.680**(0.082) 0.583**(0.087) 家庭地位因素 家庭社会地位(参照组:非常低) 比较低 0.015(0.008) 0.023(0.016) -0.023(0.029) 0.072*(0.03) 中等 0.031**(0.010) 0.015(0.020) -0.073*(0.036) 0.062(0.038) 比较高 0.046*(0.018) 0.039(0.036) 0.020(0.065) 0.093(0.068) 非常高 -0.065(0.039) -0.078(0.078) -0.161(0.142) 0.034(0.149) 家庭经济地位(参照组:远低于平均水平) 低于平均水平 -0.010(0.017) 0.032(0.034) -0.081(0.065) -0.017(0.069) 平均水平 -0.010(0.017) 0.017(0.034) -0.112(0.066) -0.0010.070) 高于平均水平 -0.005(0.021) 0.049(0.042) -0.080(0.079) -0.025(0.084) 远高于平均水平 0.102(0.065) -0.136(0.131) -0.051(0.236) -0.474(0.252) 样本量 9981 10004 8347 8515 R2 0.185 0.087 0.095 0.057 F 68.403** 28.759** 26.356** 15.497** 注: *p<0.05,**p<0.01。括号外为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 四、生态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 (一)控制变量对国民生态福利态度的影响 在模型 2中,年龄变量对自身的环保要求有正向的显著影响,说明年龄越大的国民对自身的环保要求越高。在模型 1中,收入变量对国民的环保活动参与积极性有正向的显著影响,说明年龄越大的国民越积极参与环保活动。性别变量在两个模型中都有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向相反,表明相比男性,女性国民的环保活动参与积极性越低,但对自身的环 保要求越高。户籍、教育程度变量在两个模型中都表现出正向的显著影响,表明城镇户籍、高于小学学历的国民的环保活动参与积极性越高,且对自身的环保要求越高。 在模型 3、模型 4中,年龄变量都表现出正向的显著影响,教育程度变量都表现出负向的显著影响,表明年龄越大的国民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越高,相比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国民,学历较高的国民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较低。其他变量在模型 4中并未表现出显著影响,只有户籍和已婚组在模型 3中表现出反向的显著影响,表明相比农村户籍、未婚的国民,城镇户籍和已婚的国民对中央政府的评价越低。 (二 )个人认知因素对国民生态福利态度的影响 在模型 1中,只有一般健康状况组表现出正向显著影响,表明与非常不健康的国民相比,健康状况处于一般的国民的环保活动参与积极性更高。在模型 2中,除比较不健康组外,其他组与很不健康组相比都表现出正面的显著影响,在模型3中表现出与模型 2相反向的显著规律,表明当身体状况达到一般状态以后,对自身的环保要求显著提高,对中央政府的环保评价显著降低。由于中央政府的环保工作成果是恒定的,除受信息接收不平等等因素的影响外,对中央政府环保评价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国民对中央政府承担生态福 利责任期望的提高。对于这种现象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因为身体状况处于不健康的国民比较注重与身体健康直接相关的医疗救济和福利,而不是不能直接改变身体状况的生态福利。而当国民的身体状况达到一般水平,身体状况不再对国民产生严重困扰时,国民开始关注能保护身体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的生态福利,注重生态利益所来的精神享受。 幸福认知变量在模型 2中,只在非常幸福组表现出正向显著,表明只有当达到非常幸福的状态时,国民对自身的环保要求才会显著提高。幸福认知变量在模型 3、 4中,都只在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组表现出正向的显著影响,表明只有 达到比较幸福的状态时,国民对政府的评价才会显著提高。 个人社会地位变量在模型 1、 2、 3中都表现出倒“ U”型的显著关系,分别在比较高组、比较低组和中等与比较高组表现出正向显著,表明处于中间阶层的国民对自身的环保要求较高、社会地位比较高的国民对中央政府的评价和参与积极性较高。但当社会地位达到非常高以后,这种差异并不显著。 社会公平状况认知变量在模型 1、 2中都没有表现显著影响。社会公平状况认知变量在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上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表明随着国民对社会公平认知的提高,国民对政府的环保工作评价越高,在一定程度 上更认同政府承担更少的生态福利责任,更认同自身的生态福利提供。一般而言,认为社会不公平的国民对于公平有着较强烈的渴求,而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工作一般都会以公平为原则,有助于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因此认为社会不公平的国民对政府的工作有着更高的期望值,在生态福利方面表现成更认同政府承担更多的生态福利责任,而这种期望会随着对社会公平的感知提高逐渐减少。 (三)家庭地位因素对国民生态福利态度的影响 家庭社会地位变量( 14岁时的家庭地位)的显著影响主要表现在模型 1中,影响情况呈现摆钟式的差异,与家庭社会地非常低组相比 ,随着家庭社会地位的提高,国民的环保活动参与积极性显著提高,但当家庭地位达到非常高时,国民的参与积极性表现为显著降低。表明家庭地位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国民的环保活动参与积极性,但当家庭地位过高时,这种积极性开始消失。家庭经济地位变量在 4个模型中都没有表现出显著影响。 从表 3中可以看出,家庭地位因素主要对国民的环保活动参与积极性有显著影响,在其他 3个人方面的相关性不大,可以说从总体上看,家庭地位因素对国民生态福利态度的影响不大。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在过去家庭作为主要的社会单元,承担着照顾家庭成员的责任意识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的社会地位逐渐降低,对家庭成员照顾责任和福利提供责任逐渐转嫁给政府,家庭因素对个体的影响逐渐降低。 五、结论 随着国民对生态问题的重视,重视国民在生态福利供给与参与方面的态度,对于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福利制度具有意义。我国当前对于福利态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总体社会福利角度,即国民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态度问题,并没有就某一具体的福利类型进行分析,因此本文尝试就生态福利角度对国民的福利态度进行分析。 本文将福利态度操作化为国民对政府福利供给行为的评价和国民的环保行为参与积极性。本文建立了 两个研究假设,分别是个人认知因素和家庭地位因素对国民生态福利态度的影响,利用 spss2013数据进行检验。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本文对个人背景控制变量进行了检验。在“国民环保活动参与积极性”上,个人收入、性别、户籍状况、教育程度都对国民环保活动参与积极性有显著影响:表明男性、城镇户籍、高于小学及以下学历、收入越高的国民,其环保活动的参与积极性越高。在“对自身的环保要求”上,除婚姻状况和个人收入外,其他变量也都表现出显著影响,数据表明年龄越高、女性、城镇居民且高于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国民对自身的环保要求越高。 在“对政府环保行为评价”上,主要表现在年龄和教育程度变量,其他变量在模型 3和模型 4中的影响有所差异。 第二,假设 H1得到部分验证,个人认知因素层面的变量对生态福利态度有部分影响。第一,个人健康状况认知越好,国民的自我环保要求越高;当个人健康认知达到一般层次时,国民的自我环保要求显著提高,国民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显著降低。第二,当国民的幸福认知达到比较幸福层次时,对政府的环保工作评价显著提高;而国民的自我环保要求只有在个人幸福认知达到非常幸福时才会显著提高。第三,个人社会地位变量在模型 1、 2、 3中,都呈倒 “ U”型的显著关系。第四,社会公平状况认知变量在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上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对国民的环保活动参与没有显著影响。 第三,假设 H2基本没有得到验证。家庭地位因素主要对国民的环保活动参与积极性有显著影响,而在其他 3个人方面的相关性不大,可以说从总体上看,家庭地位因素对国民生态福利态度的影响不大。 本文不足,主要表现为一下两点:第一, 4个模型中的可决系数( R2)都较低,表明 4个模型中的因变量,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第二,本文没有将生态福利态度操作化为政府应承担生态福利责任的大小,与当前关于 福利态度研究的操作有所不同,因此在政府应承担的生态福利责任大小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致谢:感谢“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提供数据协助。)Δ 参考文献 [1] 诸大建 ,张师 .生态福利绩效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J].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 ,2014,24( 9) :59. [2][8] 万国威 .我国儿童群体社会福利态度的定量研究 [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04:136. [3][10] 黄叶青 ,余慧 ,韩树蓉 .政府应承担何种福利责任? ——— 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J].公共行政评论 ,2014,06:90,88- 106. [4] ALSTON J, DEAN I. Socioeconomic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Attitudes Toward Welfare Recipients and the Cause of Poverty[ J] . Social Service Review, 1972, 46( 1):13- 23. [5] Esping-Andersen,G.Ed.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Polity Press,Cambridge,1990. [6] Svallfors,S.Worlds of Welfare and Attitudes to Redistribution:A Comparison of Eight Western Nations.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7,13(2):283_304. [7] 杨琨 .老年人的福利态度及影响因素 [J].重庆社会科学 ,2015,03:61- 69. [9] 张军 ,陈亚东 .中国社会保障模式选择的民意基础 ——— 基于重庆市城乡居民 福利态度的实证调查 [J].西北人口 ,2014,06:88- 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