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海斌 康胜利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沈阳，110036）
[摘要] 语言文字的形成与发展，有内生和外部影响两个主要途径。“文书”、“公文”、“文件”、“档案”四词是这种生成与发展形态的四种典型代表：“文书”一词是汉语言文化自身发展的产物；“公文”、“文件”是内外两种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前者汉文化特征更为明显，后者受外来文化影响较为显著；“档案”一词则是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杰出代表。
[关键词] 文书；文件；公文；档案；词源；文化融合；形成模式
语言的发展，词语概念的生成与演化，具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笔者在研究文档名词演变的过程中，择取了社会行政管理领域中的四个常见名词——文书、公文、文件、档案，通过阐述它们的形成与发展路径，说明文档名词的四种生成、演变模式，也进而说明在文化互动中汉文化的四种生成、演变形态。
1 文化内生型生成、发展之“文书”一词
语言文化的内生型也称内源型，即其生成动力和语言要素皆来源于本文化体内部。“文书”一词是文档领域中内生型名词的代表之一。
“文书”一词是中国文档名词发展演变史上起源较早、使用连续性强（二十五史中唯一连续出现的文档类名词[1]）、使用频次很高的名词之一。该词的起源、词素构成与发展、演变都发生在汉语言文化内部，未受外来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影响，是汉语言文化自生型、自源性词义的典型代表之一。
具体来说，“文书”一词是在单音词“文”和“书”分别产生、发展的基础上生成、发展起来的。单音词“文”、“书”皆起源于甲骨文，[2]属于最早产生的汉语名词的范畴。作为单音词，其产生之初的含义即与文档有关：“文”，泛指文字，先秦时期的单音词“文”就具有“用文字记录下来以及与之有关的事物”之意，如《鬼谷子》：“此揣情饰言成文章,而后论之”；[3]而“书”在先秦时期至少已经有了“文书奏章”、“诏书”、“档案”、“图书、典籍”、“书信”、“契约凭证”、“簿书（当时的一种礼单）”等文档含义。
在语言文字的发展过程中，单音词可以进而组合为双音词，其中意义相关、词性相同的单音词组成同性复音词的几率较大，新组合而成的复音词会产生一些更丰富、更明确的涵义。单音词“文”与“书”作为汉语言文字中较早产生并在先秦时期既已大量使用的文化自生词汇，它们组合而形成双音词“文书”具有历史必然性。因为单音词往往有表达精确性较差的缺点，“文”、“书”两词亦如此，其作为单音词义项较丰富，但专指性差，而组合成双音词“文书”之后其涵义更为明确。秦汉时期同时产生的近义词还有“文疏”、“文案”、“策文”、“公文”等，这些词在先秦都没有出现，而在秦汉同时出现，应当是汉语言文字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目前检索所见，“文书”一词最早出现于西汉贾谊所著的《过秦论?中篇》，文曰：“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4]该处“文书”一词是指诸子百家的诗文典籍，其较为明确的文档含义约形成于东汉，如《汉书·刑法志》：“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5]此外，在古代它还具有“契约字据”、“书札”、“文章和书法的合称”等含义，但其主要含义仍是文档。
“文书”一词产生后，特别是其文档含义渐趋明确之后，其优势迅速显现出来。据笔者检索统计，自汉代起其使用频次一直高居文档名词的前列（仅在部分时期低于“诏书”一词的使用频次）。
进入中国历史发展的近代时期，“文书”一词的应用出现了两大变化：其一是“文书”一词的使用频次比较而言出现一定下降，退居第二位（清晚期列“公文”之后，民国时列“文件”之后），“文书”一词不再作为主导名词占据榜首位置，结束了其在中国文档名词发展演变史上近一千二百五十年的统治地位，但仍作为一个主要文档名词继续发挥作用；其二是词义的丰富，近代以后“文书”一词常作为属概念与其他修饰语组合在一起形成新的专有名词，如火牌文书，“且说这火牌文书到了浙江绍兴府。”[6]民国时则将“文书”作为专门的职务名称加以使用，如“外交部吴司官沆业及文书科员王昨非来言演说稿事。”[7]此外，近代文献中较多的出现了“角”、“套”等专门计量“文书”件数的量词以及对“文书”价值和作用的专门描述，足见近代时“文书”一词取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可，词义和用法更趋成熟。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文书”一词仍然有较大的应用范围，但亦不能再取得独领风骚的地位，主要原因在于一些更符合近现代文化特征的专指性名词不断涌现，它们不仅超越了“文书”的使用频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文书”的应用空间，如“文件”、“公文”、“档案”等名词。
当然，我们不能据此认为“文书”一词的使用频次下降就意味着内生型汉语文档名词的式微。这是因为：第一，它成为文档领域的常用名词，与“文件”、“公文”、“档案”在表意上各有分工，我们用它作为本领域的权威性名词，如“文书学”一词的使用；第二，我们现在使用的文档名词中仍有大量内生型名词存在，如“诏书”、“案牍”等。当然，近现代以来，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语言文字方面外来文化影响的增强也是不争的事实。
2 内外融合偏内型生成、发展之“公文”一词
在辨别“公文”一词生成与演变的文化类型的过程中，有三个问题至为关键。
第一，“公文”一词词素构成的文化来源及其在中国古代的发展问题。
与其他双音词相同，“公文”一词也是由单音词“公”、“文”组合而来。与“文”相同，“公”字亦为汉语言内生名词，起源很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曾多次显现，其原始含义学界较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主要有“背私说”[8]、“平分说”[9]先秦时期单音词“公”已经广泛使用且义项丰富，不仅可以作为身份的象征；还可以表示“朝廷；国家”之意；亦可以作为“对男性的长者或老人的尊称”。
从目前考证结果看，“公文”一词的出现要晚于“文书”一词，约出现于东汉末年，《汉纪?武帝纪》有言：“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文，私务众于官事，于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坏矣。”[10]“公文”一词为偏正结构，“文”做主字，限定了“公文”一词的根本性质——与文字记载有关的事物；“公”字为辅，界定出“公文”一词的范围——属于国家或集体的。二者组合在一起，用以表达“处理或联系公务的文件”之类的含义。从文化来源上看，“公文”一词属于内生型。“公文”一词在产生初期乃至随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出现频次并不高，如图1所示。
第二，近代以来，外来文化影响下“公文”一词的高速发展问题。
梳理“公文”一词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它在清晚期、民国时期获得了高速发展，使用频次剧增。这主要源于外来文化的影响，以曾纪泽所撰《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一书为例：该书为光绪年间曾纪泽相继出使英、法、俄诸国期间形成的“外交官手记”，据统计该书中共出现“公文”一词442处。清晚期与此相似的还有《伦敦与巴黎日记》(“公文”一词出现21次)、《东行初录》（“公文”一词出现6次）等书，这些书大都是在出使外国期间所撰，作为特使他们可谓是当时社会最了解和知悉外国文化与政治体制的一群士人，即“通洋务，知政体”，对外文的掌握并结合外国政治、文化、词汇等背景知识的理解，他们所撰写的日记或笔记类著作中大量使用“公文”一词，而非“文书”、“文案”等以往耳熟能详的名词，不难想见，应是“公文”一词的含义更能与国外相应事物对接。
总之，类似文献、史实都显著表明，近代以来“公文”一词能够取得高速发展与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外国政治制度、文档管理体系及相关著作的影响存在着密切关联；同时，受外来文化影响而愈加清晰明确的词义也为“公文”一词在民国时期的高速发展并最终跃升为现代汉语常用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公文”一词的主要内涵与应用范畴演变问题。
“公文”一词在我国古代已经具有十分明确的涵义：“谓在官文书”。[11]其内涵中文书、档案的界限有时较模糊，是两者的泛称。近代以来，“公文”一词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渐次向高频词、现代通用文书名词演变。在内涵演变上，主要有两个特点：
一是传统“官文书”的含义得以发扬光大。以《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为例，该书中“公文”一词的用法颇为固定，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公文草稿。因曾纪泽作为特使出使海外，且部分公文涉及中外语言的翻译校对问题，因此该书中大量出现“核公文”或“核改公文”等字样，即核校修改公务文书。如：“写一函加致译署总办，核改公文稿二件。……核公文三件。”[12]二是由机构或组织出具的正式文件。如“俟局中有公文通知，余当为之转达，且将写荐函数封，分致译署暨南北洋大臣。”[13]此外，梁章钜在《浪迹续谈》一书中对“公文”一词在古代及当时的用法和通行含义做了简单考证：“公文《三国志?赵俨传》：‘公文下郡。’《北史?苏绰传》：‘所行公文，绰皆为之条式。’今人上行、下行之件亦同此称。”[14]对比发现，古往今来，“公文”一词始终具有明确的行政属性，与官方政务活动密切相关，它的主要含义和应用范畴始终如一，保持不变。这也明确表明，外来文化的影响只是改变了相应的社会环境，帮助“公文”一词成为近现代化过程中更契合公务活动和日常交流需要的文档名词，然而它并没有改变“公文”一词自古代起源初期就蕴含的词义和自身所包含的古代文化源流。
二是概念渐趋明晰，内涵中档案的含义淡化。古代时，“公文”一词的用法有时较模糊，曾被用以代称文书档案，如“时王元吉为本府照磨，元吉能备言其详，且有抄录公文。”[15]然而，时间越往后发展，“公文”一词的概念愈加明晰，特别是近代以后便未再检索到类似用法，其内涵中“公务文书”的含义更趋鲜明。政府公务领域之外，它频繁出现于丛书、通俗小说等民间文学创作领域，也从侧面反映和佐证了它的内涵逐渐取得了官方和民间等领域阶层的一致认可。
综上所述，“公文”一词的来源与内涵都在于汉文化自身，但其广泛使用并进而成为现代汉语常用词的过程则是受益于清代后期以来外来文化的引入和借鉴，因此我们将其文化类型划为“内外融合偏内型”。
3 内外融合偏外型生成、发展之“文件”一词
“文”、“件”二字，古已有之。“文”字在甲骨文中既已出现，而“件”字根据其篆体形态和《说文解字》的记载，至晚出现于秦汉时期，其本义为动词“分解，分开”，《说文解字》曰：“件，分也。”[16]其后演变出量词和名词类含义。“文件”一词并非我国古代原生型词汇，它首现于清晚期，是在与西方国家学习和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的，按照文化类型来讲，它属于内外融合偏外型。在现今文档管理体系和人们思维习惯中，“件”字在“文件”一词中较多强调其量词类含义，如一份文件虽然页数或多或少，但往往是针对同一主题内容而形成的，即“一文一事”。
关于“文件”一词的渊源，此前学者或言：“‘文件’一词，在我国出现较晚，大约是在清末开始应用的。”[17]即指出出现的大致时间范围，大约始于清末（或近代）；或言：“在读史过程中注意到清代同治年间已应用‘文件’一词。”[18]而笔者考证所得出的时间要稍早一些，清宣宗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前后，经梁廷枏（楠）编撰而成的《兰仑偶说》（笔者注：兰仑即伦敦，系用之指代英国）一书中就使用了“文件”一词：“司掌文件曰色吉力达厘押窝。”[19]虽然尚不能断言这就是“文件”一词的最早出处，但至少可肯定至晚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前后“文件”一词已经出现并得以应用。
在“文件”一词出现初期，其含义都与处理外国事务有关，如我们检索1840-1875年的清代文献，“文件”一词共出现5处：其中2处内容是关于外国制度和文化，如“同文馆学习西洋文字之八旗俊秀，予曾历试以各国洋字文件，均能通晓译写，此非其明效与？”[20]3处内容则与鸦片战争期间同英国协商及签订条约相关，如“大英钦差大臣并各随员等，皆可任便往来，收发文件，行装囊箱，不得有人擅行启拆，由沿海无论何处皆可。”[21]稍晚（1875-1911），“文件”一词的使用也通常是和外国事务有关，这从“文件”一词大量出现于清朝派驻外国特使所著日记或书籍等史实即可证明，如“廿六日。礼拜。日意格、马眉叔、陈敬如早过，相与酌定照会外部文件，遂尽一日之力。”[22]事实上，“文件”一词并不是外来词，既非音译也非意译更不是直接从外国或外民族引入。但是，该词产生初期每次出现都和外国事务有关，这一特殊现象便值得深思和讨论。
首先，就目前考证初步判断，我国古代汉语中并无“文件”一词。根据《辞源》、《汉语大词典》等辞书以及笔者所查阅资料显示，在梁廷枏（楠）《兰仑偶说》之前我国并没有“文件”一词。
其次，“文件”一词是利用古汉语词素以纯意译形式生成的外来词。外来词的形式有音译、音译加表意、音译与意译结合、直接借用与纯意译五种主要形式。
与“文书”、“公文”等名词相同，“文件”一词的古汉语词素即表明它不可能是从外语词汇中直接借用而来。同时，分析其内涵可知：“文件”一词不仅与“公文”、“文书”等名词含义相近，而且亦符合单音词复音化的演变规律，“文”作主字即说明它所指代的事物与文字有关，“件”作量词兼有文书证明之义。笔者认为，“文件”一词可能起源于清末道光年间，当时正值鸦片战争前后，受林则徐等开明人士的影响，国人掀起了第一次“开眼看世界”的高潮。这主要体现在设立译馆，翻译“夷书”，将西方国家的政治、历史、地理等方方面面的状况介绍到国内，便于了解外国情况及新事物。最初，人们通常是将外国与“公务文书”相类似的事物都译为“文书”，如《海国图志》（初刻于1842年）一书便从未出现“文件”一词，均以“文书”见之：“近年英吉利火轮船递送文书，由印度海驶至亚丁入红海，至苏尔士，行旱路至地中海东南隅。”[23]“王一人掌国政，早起，览各部文书毕，即进庙听修道会长之训谏。”[24]《海国图志》是一部地理学著作，但当时翻译“夷书”的侧重点大都是外国制度和章程等，在具体翻译、应用过程中，人们可能日渐察觉“文书”一词指代国外对应事物并不恰当。例如“文件”一词可指代政策法规、制度章程等，而“文书”则不够贴切，它更多的是一种统称。类似情况不断发生，迫使人们寻找更为合适、恰当的词语，“文件”一词即应运而生。
晚清后期，“文件”一词开始摆脱与外国事务的“专属”关系，“独立”出来用以表示范围更广的“公私文书”。其中，又以“公务文书”含义使用居多，如“满洲章京在诰敕房，汉章京在蒙古堂祗候，遇有行在军机处文件分别照行。”[25]“独立”之后的“文件”一词应用日趋广泛，频繁出现于清晚期多部通俗小说中便是例证，“仑樵就住在威毅伯幕中，掌管紧要文件，威毅伯十分信用。”[26]“论起他父亲，虽是武员，却还是个有文墨的，凡他的衙里公事从没用过老夫子，所有文件都是自己干来。”[27]总体来看，清晚期时“文件”一词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虽时有出现且已扩展到通俗小说等民间领域，但其使用频次仍处于较低水平（清晚期共出现68次）。民国以后，“文件”一词的概念和用法日渐深入人心，得到广泛认同，其应用领域持续扩展，出现频次大幅提高，这一时期的“文件”一词共出现1368次（“文书”一词1185次），可见民国时“文件”已经逐渐取代“文书”成为通用名词并延续至今。进入现代社会，“文件”一词的应用领域进一步拓展，渐次出现了“胶片文件”、“磁带文件”、“音像文件”、“电子文件”等新名词，而我们通常不把它们称为“胶片文书”、“磁带文书”、“音像文书”、“电子文书”等，由此也可以看出人们语言习惯的变化。
综上所述，“文件”一词的词素虽然都来源于汉语言文化内部，但其组合与应用却有着显著的外部背景，因此我们称其为“内外融合偏外型”。
4 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型生成、发展之“档案”一词
关于档案一词的生成，此前笔者已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28]。“档案”这一专有名词是在清入关后实行“满汉同文”的过程中，在大量的满汉互译过程中逐渐产生的，是满汉文化融合的产物。“档案”一词所包含的两个词素均为汉语词素，但它并不是两者简单组合而成。其中，“档”来源于满语“ ”(音Dangse，是一种记录在木质材料上的档案)一词的简单音译；“案”是结合汉语意译而来，且作为单音词的“档”和“案”均发源于我国古代源远流长的汉文化。
“档案”一词是满语译为汉语过程中形成的“半音译加意译外来词”。清入关后，满汉交流日益增多，在频繁满汉互译的过程中，翻译人员将满语“ ”(Dangse)一词分别翻译为“档子”、“档案”、“档册”等。在这些名词产生的初期乃至较早阶段，它们应当是被同时使用的，如何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人员的个人喜好等因素。前期，音译的“档子”使用的较多一些。民国以后，“档案”一词逐步取得广泛认可，并进而超越“文书”、“档子”、“档册”、“文案”、“案卷”等相近文档名词，最终成为统一的档案名词术语，这应当受益于“档案”一词音译意译相结合所带来的优势，受益于它所包含的汉文化特征与其自身构词的合理性。与“档子”（直接的音译）、“档册”（专指帐册簿籍）等相比，“档案”一词概念外延更宽泛、更符合汉族人的使用习惯，并且其汉语词素“案”从秦汉开始就一直是组成文档名词的重要词素，而“档”字含有的“横木为档”之意也与档案管理有关。因此，出于更为合理的词素架构和更为科学的词语内涵等原因，“档案”一词更容易被理解和认可。
最初，作为一个新出现的名词，“档案”一词的使用频次较低（清前期近二百年时间内仅出现379次）。进入清晚期及北洋军阀时期，“档案”一词的使用量不升反降，不仅折射出满族文化的影响日渐式微，而且表明“档案”这一名词作为一种新事物，尤其是在满汉互译过程中产生的新名词，它并没有在短时间内获得广泛认可，迅速上升为较高频次名词，社会认可度较低。但另一方面，“档案”一词自顺治朝产生后，虽然只有较低的使用率却得以延续使用，几乎从未中断过。其后，以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为开端，并经由行政效率运动（重视文书和档案，推动了“档案”等相关文档类名词的普及）以及明清档案整理等重要历史契机，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伴随着档案学研究与档案学者群体的兴起、近代档案学教育的创立等有利外部环境的不断形成，“档案”一词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期，这突出表现在以“民国档案学十三经”（共出现“档案”一词3542次）为代表的著作中大量使用“档案”一词，并对其含义、作用、类别等相关内容做出不断的科学化的探讨，促使“档案”一词使用量剧增，其内涵也日渐明晰，最终发展成为统一的档案名词。
总之，“档案”一词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与汉语言文化结合的结果，是汉语言文化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融合发展的典型代表。
5 小结
语言与文化的发展有一个永恒的主题，这就是融合与发展。虽然这种融合与发展在不同阶段的表现不尽一致——总体上看，古代缓慢一些，近现代则要快速一些；但不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都会有高潮期和平缓期，国家内部民族大融合、外来文化的影响或国家内部政治改革开放的影响等，都会导致语言文化融合、发展的高潮。从中国文档名词发展的整体上来看，内生型名词占据一定的主导地位。但由于近现代语言文化融合、发展的加速，在当代常用词中，文化融合的迹象较为明显。如，“公文”一词根源于我国古代文化，但却是借助了外来文化的影响才赢得了广泛认可进而飞速发展；“文件”一词则主要是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档案”一词是满汉文化融合的产物。
语言文化不是孤立发展的，它与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文书、档案领域亦是如此，它与人类社会活动的种种发展变化相一致。因此，对文档名词源流和文化类型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梳理和阐释文书学、档案学领域的基础理论问题，例如“文书”的词源与“档案”的起源问题；而且能够为语言学、文化学等相关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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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关于“档案”一词的生成，笔者在相关文章中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参见丁海斌、王爱华：《再谈“档案”词源问题》，《中国档案》2005年第3期；丁海斌、田丹：《清代文献中所见“档册”一词研究》，《档案学通讯》2012年第6期；丁海斌：《谈“当”非“档”——兼论宋代档案职官》，《档案学通讯》2014年第2期；丁海斌：《谈“档案”一词的构词及词素来源》，《档案学研究》2014年第6期；丁海斌、田丹：《清代文献中所见“档案”一词及相关问题研究》，《档案学研究》2013年第6期。
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文档名词发展演变史》的课题成果，项目编号：14BTQ071。
（作者简介：丁海斌，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辽宁沈阳/110036；康胜利，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辽宁沈阳/11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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